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股票市场的日趋成熟与蓬勃发展大家都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现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投资观念的建设仍然与国外那些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作为各个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大股东的言行举止对上市公司整艘船的航线有着重要意义和影响。对于上市公司本身创立的年份而言,广大的中小投资者们更是“年轻”的,缺乏成熟的投资思维,也不具备着对于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风险的良好识别与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的一些相关的行为没有很好地为市场所理解和接受,很可能会由于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导致严重的负面结果。近几年,大股东减持作为一种很常见的上市股东行为进入到我们的视线,这本是一种中性行为,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是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的。但是近几年来,时有大股东减持导致股价崩盘发生,其中有很多都是借助盈余管理等手段进行减持操作,这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近年来,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出台一些规章制度来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但是从学者的研究和数据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证监会的这些举措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盈余管理在大股东减持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中起到的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从盈余管理角度出发做出决策改善现有的制度体系来改善这一现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07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所有非金融公司,并进行筛选,集合相关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配合减持,这种情况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即盈余管理具有中介作用,且为不完全中介作用。在继续分行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发现,高科技行业的盈余管理中介效应量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中介效应量,表明在该行业中,盈余管理在大股东减持与股价崩盘风险中发挥着更大的中介效应。相比其他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配合减持的操作时更易增加股价崩盘风险。接下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集中程度高或者两权分离程度低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中介效应量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中介效应量,表明在这种公司治理水平下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时更易增加股价崩盘风险。最后从外部监督约束的角度进行研究,非四大审计或者机构持股比较高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中介效应量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中介效应量,表明在这种外部监督约束条件下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时更易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因此,结合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本文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供政府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