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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作为财务管理中间核心环节,内在驱动着企业价值的增长,是保障股东财富最大化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目前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国家不断引导企业以健康发展为导向,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产权制度环境的特殊性滋生了国有企业粗放式的增长理念,过度投资现象屡禁不绝。预算软约束带来的资金支持,实际控制人较强的行政化特征导致的代理问题都促使管理层冲动投资,不仅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也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阻碍了经济发展。所以,为适应供给侧改革趋势,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开始关注过度投资的治理问题,欲通过抑制过度投资的制度安排来调结构,稳增长。基于以上经济背景,本文以2010年国资委为改善央企投资效率出台的EVA业绩考核政策为研究视角,来检验公司治理、EVA考核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阅读有关文献,梳理了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从理论方面分析了公司治理和EVA考核分别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内在联系,提出三个相关的假设。其次,基于2011-2016年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先参考Richardson的残差模型度量过度投资水平,将内部公司治理结构的10个影响因素以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综合得分,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标准,后通过回归模型逐步验证了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EVA考核与过度投资、以及公司治理和EVA考核两者作为一个整体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内部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越会得到较好的抑制;(2)EVA考核与过度投资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实施EVA考核也能显著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3)公司治理与EVA考核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EVA考核和公司治理共同作用于过度投资行为时,这种综合作用能够加强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EVA考核能够强化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同样能够强化EVA考核与过度投资的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改善国有企业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和保障国有企业EVA考核有效实施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选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10个影响因素以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公司治理综合指数来全面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并将公司治理和EVA考核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EVA考核、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的综合影响,发现EVA考核能够强化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公司治理也能强化EVA考核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为过度投资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