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概念界定。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渊源的梳理,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两种发展路径;然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得出二者研究的异同点,从而为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奠定基础。第二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批判性分析。首先是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发展过程的分析;接着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学理性的批判,指出了他们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性;最后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指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终结论”是与西方冷战思维方式分不开的、“终结论”是与盲目乐观的“趋同论”密不可分的、“终结论”与西方文化的衰落有密切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代的三种转型:中立的、普世型的意识形态、国家型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认同型意识形态。第三是关于当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在场分析。以杰姆逊为代表,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工业”形态的意识形态性的分析;以亨廷顿为代表,通过对文明的冲突之意识形态性分析;以全球化为载体,通过对现代化策略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分析。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存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层面,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常常借助于全球化轻而易举、潜移默化地进入了非西方社会。文章最后指出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深化,通过对文化、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制约着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同时,文明和文化对意识形态也具有超越性;普世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对“自由”“正义”和“效率”的合理安排;阶级领导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为理论武器分析了意识形态与阶级领导权的关系;指出了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