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献学家之一，其文献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对20世纪文献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促进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综述了前人对梁启超文献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梁启超是“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这两个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文献学”概念的提出和阐释，一方面与其一生良好的学术训练有关，另一方面则是20世纪初期文化思潮的产物。梁氏首次对“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确立了“文献学”研究的五大原则和三个标准。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提出和阐释，对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影响了郑鹤声兄弟和张舜徽的文献学观念以及他们的文献学学科建构，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的萌芽。第二章：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目录学研究是其“文献学”概念的具体展现。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一是对导读书目的发展和影响。梁氏继承了过去导读书目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其传播功能，使其成为近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从而促进了20世纪导读书目的繁荣。二是对佛教目录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梁氏是佛教目录学史最早的梳理者，并提高了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其研究对目录学家姚名达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章：梁启超是现代辨伪学的开创性人物。辨伪学也是其“文献学”概念所包涵的具体内容。梁氏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辨伪学的成就，一方面受到20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既在辨伪学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进一步形成了系统的辨伪学理论，奠定了现代辨伪学的基础。他的辨伪学研究，促进了辨伪学从古代的重辨伪实践向现代的重理论建设的转型。第四章：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一批引进西学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西学方法的运用是梁氏“文献学”关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他较为全面地运用了西学观念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其西学运用的广度来看，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学者。其方法以及成果作为一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文献学研究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第五章：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普及化发展方向。这也是其“文献学”概念的重要内容。梁氏是近现代文化普及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这一运动促使他提出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普及化问题，并付诸实践。其普及化方向的探索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使文献学在重视专深研究的同时，出现了普及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