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通常被贴上“文化例外”的标签,被当作特殊产品来对待,因此对文化产品究竟是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尚存争议,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分析文化产品的异质性特征,探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驱动因素。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应该有条件的开放,并为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文化产品（Cultural Goods）的定义如下: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文化产业低耗能、高附加值以及带有价值观传播的属性,使得文化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地位逐年提升,文化产品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日益凸显。千禧年以来,全球文化产品贸易增长迅速,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遭遇了挫折,但是文化产品贸易增长依然强劲且富有韧性。尤其是2009年之后,各国的文化产品贸易逐渐复苏,中国在2010年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其实不止中国,亚洲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都成为了文化产品出口的主力军之一,但是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是重要的文化输出国么?根据UNESCO对文化产品的定义与划分,文化产品不仅包含影视、音乐、表演、书籍、报纸等创意密集型文化产品（本文称之为内容型文化产品）,还包含地毯、纺织、柳编、金银珠宝、塑料装饰物等偏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本文称之为功能型文化产品）1。很显然,内容型文化产品是文化输出的主要载体,那么,这两者目前谁是全球文化产品贸易的主力军呢?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创意经济数据库贸易数据,2015年功能型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产品贸易流量中的占比高达77%,也就是说根据当前的文化产品界定标准,偏制造业属性的文化产品是全球文化产品贸易的流量担当,某种程度上淹没了创意类版权类文化产品的贸易情况。当然,全球目前的文化产品贸易主要是关于功能型文化产品的贸易,也是囿于各国对于内容型文化产品的贸易保护政策,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导致各国对于文化产品贸易一直抱持着“文化例外”的心态,对于类似于影视、视听等内容型文化产品一直实行配额、限额、关税等限制性保护政策。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经济体出口最多的正是这些功能型文化产品。2015年,中国出口的全部文化产品中90%以上都是功能型文化产品,中国的内容型文化产品鲜少出口到国外,这说明中国虽然是文化产品出口大国,但仍然不是文化输出大国。即便如此,中国在文化产品出口领域仍然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很多学者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并试图找出驱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驱动因素。但是普遍对文化产品的异质性特征研究不够深入和凝练,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或者基础不扎实或者没有将文化产品的特性与贸易理论很好的结合。因此,本文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研究,从文化产品的异质性特征出发,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理论推导结果进行实证检验。文化产品不仅具备普通产品的一般经济学特征,还因为文化属性而具备区别于普通产品的异质性特征。通过对文化产品的特征进行分析与总结,本文将文化产品的主要经济学特点总结为规模报酬递增与网络外部性。其中规模报酬递增符合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中对于异质性产品的描述,网络外部性是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普通商品的概括性特性。因此,本文搭建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框架,是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融入文化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由于是考虑了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称应该是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给出本文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和验证关系:（1）在贸易环境中,文化产品是存在网络外部性的;（2）文化产品出口是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3）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通过加强本地市场效应来影响贸易。后续的实证分析就围绕这三个理论关系展开。首先,对于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的验证,根据理论分析框架给出的理论关系式,找出对应的数据,通过曲线拟合的方法,对于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性以及存在形式进行验证。最终结果显示,在贸易环境中,文化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确实存在,文化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需求,并且存在形式与已有的对于其他网络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研究相符,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形式遵循齐夫定理,函数形式与布里斯定理保持一致。其次,对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本地市场效应的验证。根据本地市场效应验证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推导得出遵循本地市场效应原旨的计量模型,即检验相对市场规模对相对出口的影响。并且根据文化产品的异质性特征,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并根据数据性质选取合适的计量方法进行回归。文化产品出口总量结果显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是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分类文化产品中除了视听类文化产品,其他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并且回归结果还显示,驱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力,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居多,说明中国的文化产品附加值不高,仍然处于低端制造的阶段。最后,对于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与本地市场效应关系的验证。结合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曲线拟合的结果以及本地市场效应验证的计量模型,给出验证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与本地市场效应关系的计量模型,并收集验证所需的各国文化消费数据,选择适合数据性质的回归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会加强本地市场效应,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可以直接影响需求进而促进文化产品的相对出口。除了以上的主要研究成果,根据本文对相关重要控制变量的考察,本文还得出了其他重要的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相对出口带来促进作用;（2）互联网普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产品相对出口起到显著的正相关作用;（3）内容型文化产品出口对驱动条件的要求更高。本文根据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完成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未来基本上是乐观的指向,并建议有保留地开放文化消费市场,重点培养和维护国内文化消费市场的成长与繁盛:首先,文化产品贸易符合新贸易理论以及要素禀赋理论对于贸易原因的阐释。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同时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与劳动力资源禀赋驱动,因此,即使未来中国不再拥有劳动力优势,那么仅凭较大的市场规模,也可以形成中国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就人口来讲,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并且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是必然,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对应着更多的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因此,作为一个坐拥大市场的国家,对国内文化市场进行适当地保护与有条件的开放,随着国内文化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是可以保持的。其次,文化产品的网络外部性意味着文化产品的传播具有自发扩大化的能力。尤其是对于好的内容文化产品,爆发的速度是信息瀑布2的模式,消费信息的影响会逐渐加快并逐渐加深。在文化产品的创意内容推广价值够强,推广渠道通畅的情况下,文化产品本身的特性就可以加速这个过程。因此,本地市场的大需求不仅可以成就一个地区的成本优势,还可以将优质内容的网络外部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成就更大的需求。那么,随着中国文化产品的升级,优质内容的不断诞生,中国的高品质内容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后,中国的文化资源禀赋非常强大。内容型文化产品的生产创意灵感很多都来自于传统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明悠久,可以说文化素材浩瀚如海,取之不竭。这是我国进行文化产品创造和输出的巨大财富以及生产优势。虽然前景是乐观的,但是本文的研究也揭露出,当下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当下就警醒并作出改变。否则乐观的前景可能就只能是前景,无法成为现实。首先,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内容型文化产品出口很少,占总出口的10%都不到,但是国际文化产品总出口中内容型文化产品的占比是38%,说明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结构性失衡很严重。原因有两个:（1）国内目前的内容文化消费远低于国际水平;（2）国内的内容文化产业尚且不能满足当前国民对于内容文化消费的需求。当然,中国的文化消费与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起点低,所以任重道远。其次,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与中国的文化遗产关联度不大。原因在于:（1）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主要是功能型文化产品,附着的文化内容不多;（2）当前的国际社会是西方文化语言体系主导的社会,因此出口的文化产品是迎合并效仿西方文化偏好的。因此,有必要,从保护本土文化与传统文化做起,加深出口文化产品的“中国文化印记”。最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于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还是要差很多。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于文化产品转型期,由功能型文化产品向内容型文化产品的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欠佳并不能起到有利的支持。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深度建设是重要而迫切的。综上所述,本文从文化产品的异质性特征出发,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搭建文化产品网络外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给出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关系,进而实证分析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驱动因素,并总结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成功原因与结构性缺陷,最终给出总结性的研究结论以及对应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