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国结束五代十国长期战乱之后,中国重新成为在当时古代东亚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与中国领土相近的高句丽和百济经历过国家的全面快速发展之后已逐渐走向衰落。本文选取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特性的宫廷乐舞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划定为公元七至九世纪,讨论隋唐时期中国同高句丽、百济为代表的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之所以在三国中选择百济和高句丽,是因为从史载和后世研究来看,高句丽和百济音乐的共性更多,明显区别于新罗音乐,更便于讨论研究。本文从历史和音乐两个专题入手,分为横纵两条线索。横向线索是宫廷乐舞的对比,纵向线索是隋唐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具体来讲,横向线索有两个分支,一是将朝鲜半岛内部的百济乐舞与高句丽乐舞进行区分比较,二是将高句丽、百济乐舞与中国同期政权宫廷乐舞进行比较。纵向线索以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为立足点,一方面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十部伎和高丽伎,另一方面讨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如箜篌、玄琴的演变过程。文章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隋唐宫廷乐舞中的高句丽、百济因素,二是其产生的影响。虽然在历史上的最终结果是高句丽和百济皆为唐所灭,但这不能理解为唐单向地收纳了高句丽、百济乐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隋唐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乐舞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相互间的影响,既体现在音乐领域,也体现在政治生活中。本论文由绪论、论文主体和结论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由三部分组成:论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章分别阐述了隋和唐两代王朝的国内环境,及其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外交关系。隋唐与高句丽、百济外交政策的制定,立足点是本国利益,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第三章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对乐舞与宫廷乐舞进行讨论,分析了乐舞的存在价值,以及宫廷乐舞的特性及辨识度问题。乐舞的产生源自于人类处于懵懂时期的无意识活动,后逐渐从劳动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了舞蹈和音乐,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之后乐舞被赋予了艺术价值,成为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宫廷乐舞作为舞蹈的一种种类,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政治性,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服务于政治行为。由此,政治文化交往与音乐相结合,在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基调。其次重点介绍了立部伎和坐部伎的设置及构成形式,探讨了乐府的增设与扩展,以此来说明隋唐宫廷乐舞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具有朝鲜半岛原生性质的乡乐和巫乐,对高句丽、百济乐舞进行辨析,分析其中的共性与差异。第四章乐舞的流转与交融过程是全文的核心内容。高句丽、百济乐舞在隋唐时期被统称为高丽伎,这一章首先由文献和壁画入手讨论隋唐十部伎与高丽伎的联系。随后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从琵琶的传播与回流以及箜篌和玄琴的比较,来讨论乐舞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间流转与交融的。最后,讨论隋唐宫廷乐舞对东亚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认识中韩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总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