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和表现形态。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港台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面临存亡继绝的危机时代,是他们的努力,和大陆部分优秀的学者一起,通过不同的方式,共同护持了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把香火；是他们的成就,突出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同儒家一样,道家思想也是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最富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一。如何看待道家思想?儒道关系怎么梳理、阐释,这也是港台新儒家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问题之一。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作为港台新儒家的重镇,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现代疏释的过程中,对道家思想也非常重视,并作了各自精彩的阐释,形成了他们各具特色的道家观。就唐君毅而言,他在《中国哲学原论》系列著作中,对老子言道之六义贯释与四层升进有精彩的解析；在比较老子之道与儒家之道时,他认为老子之道有智及而无仁守；在考察早期道家思想的流变时,唐君毅提出,早期道家有三大形态,即：田骈彭蒙慎到之客观境界,老子之以主观摄客观境界,庄子之超主客观境界；唐君毅又指出人类的道家式思想形态及其永恒价值；而在其“心通九境”论中,唐君毅对道家思想资源的汲取和涵摄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看都非常明显。而在牟宗三,他将道家之道简别为“主观的实践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而他在《才性与玄理》中对先秦道家玄理的弘扬使该书成为对先秦道家思想做现代诠释的典范；其从“品鉴之人学”到全幅人性之了悟的学问独具特色；牟宗三对秦政与法家的批判,揭露了老子之学被法家利用的严重后果；而牟宗三共法说的提出,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见识和智慧,且必将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发挥重要而独到的积极作用。而于徐复观来讲,他的“忧患意识”说已经得到学界广泛认可；而他用艺术精神解读庄子,显示了徐复观之道家观之独到与深刻。要准确理解港台新儒家之道家观,必须把握两个前提原则：一是欲理解其道家观,离不开其学问全体；二是言不尽意,不可胶着、拘泥于其话语本身。若依前述两个前提原则,来比较考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道家观,透过他们表述之不同之表面,就其看法之本质而言,则可发现,他们关于道家思想的观点,从其本质来讲,基本上都是共通的。如徐复观,他在考察儒道起源的过程中提出“忧患意识”的说法,言唐、牟所未言,但却得到了唐、牟的赞许；如唐君毅,他所提出的关于人类之道家式思想形态,即在面对现实生活,尤其面对现实之阴暗面、生活之不如意时,人们往往容易起一种意愿,以求自拔于世俗之生活之上,从而产生种种“高妙之理想”。对于这种情形,唐君毅名之为人类之道家式思想形态,他进而断言,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污浊,就必然会有这种道家式思想形态产生。因而此种道家式思想形态实有其永恒性。可以说,对于唐君毅这一观点,牟、徐也必会首肯；同样,如对于牟宗三之共法说,唐、徐也当无疑义。说唐、牟、徐观点相通,并非说他们完全一致。就一些具体观点之表述而言,他们三人完全可能有不一样甚至意见相左的地方。但这种不一致仅仅是局部的、细节的不一致。若就其学问全体而言,三人可谓各擅胜场,但从总体来看,三人的思想观点确实是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相互贯通的。正是从唐、牟、徐学问全体或观点本质来讲,他们的观点是共通的,而不同仅仅是在于他们学问的侧重不一及表现思想形态的风格之异。具体就唐、牟、徐之道家观而言,其观点之共通之处主要在于：其一,对道家思想都很重视；其二,都以庄子为老子之发展,而以庄子高于老子；其三,都视道家思想本质为一种观照之境界形态；其四,都认为儒道两家各有所长,而道家之境界儒家未必就不能涵具。而唐、牟、徐之道家观之表述风格之异在于：唐君毅求“心之善”,牟宗三求“理之真”,徐复观求“生之美”。同时,除了他们的个体性特征之外,整体观之,作为港台新儒家,他们的道家观也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特征。具体地说,唐牟徐之道家观之作为港台新儒家之群体性特征主要在于：他们对道家思想的阐释过程,往往同时就是他们重建现代新儒学的过程；在坚守儒家立场的同时,他们都重视儒道之会通,对道家精神的理解和诠释都有“摄道归儒”的倾向,而他们的内心都持开放式的儒家观；都有高度自觉的中华文化本位意识与强烈的历史感；都有世界性视野和时代发展观,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可以说,唐、牟、徐毕生努力不懈,或求“心之善”,或求“理之真”,或求“生之美”。他们对儒道精神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和风格,多面相地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辉煌卓越的成就,真实呈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苦难与精彩。虽然不能说已经完成,虽然或有缺憾,但人类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事业永远都是“在路上”,永远都是正在进行时。所以,他们的成就才是真实的成就,而这种呈现也才是真实的呈现。于此亦正可见人类追求真理和进步之路之艰难和严肃!而港台新儒家之道家观的价值和意义也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