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二审审理方式是指审判机关在审理刑事二审案件时所依照的方法与程序,一般可分为开庭审理与不开庭审理（也可称为书面审理）两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34条采用列举的方法,对刑事二审案件应当采取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的四种情形作出了规定。根据该规定,抗诉案件与死刑案件二审一律采取开庭审理方式,满足一定条件以及确有必要开庭的上诉案件也应当开庭审理。实践中抗诉案件与死刑案件二审基本贯彻了开庭审理的原则,但关于上诉案件二审审理方式的争议一直存在。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大多采取不开庭的方式进行,但许多辩护律师认为开庭审理对于保障二审公正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不开庭审理的方式下被告人及辩护律师难以充分行使辩护权。针对上述矛盾情形,本文以上诉人的辩护权为切入点,希望能对审理方式与保障上诉人辩护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引出。从引起较大争议的“夏霖诈骗案”出发,引出上诉人、辩护人在二审程序中开庭审理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问题。同时通过分析数据指出全国刑事上诉案件开庭率均不理想,实践中存在大量上诉人、辩护人就开庭问题与法院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然而,要求开庭已经成为上诉人、辩护人在二审中进行权利主张的重要内容,其对于辩护权的行使起着关键性作用。第二部分则是阐述审理方式在哪些层面影响了刑事上诉人的辩护权。辩护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的一项防御性权利,其范围并不局限于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或被告人进行自我辩护,而是贯穿整个诉讼程序始终。辩护权若想得到有效行使,获得法律上的积极效果,需要满足三方面要求:一是诉讼程序中存在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稳定三角结构;二是控辩双方都能进行举证、质证活动,法官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决;三是审理程序具备基本的听证方式,也就是案件审理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上诉案件是否开庭不仅决定了控辩双方在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参与,同时也制约着着辩护方质证权的行使。同时,在不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中,直接言词原则亦难以得到贯彻,口头辩论的重要性无法凸显。此外,不同审理方式下上诉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不开庭案件改判率低,律师意见采纳度低,辩护效果差。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审理方式对辩护权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一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使得法官缺乏在不开庭案件中保障上诉人辩护权的意识;二是《刑事诉讼法》234条规定的模糊性影响上诉人、辩护人对二审的辩护预期,同时由于法官对审理方式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且其裁量标准不稳定,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审理方式”的情形,造成不公平情况;第三则是由于不开庭审理对于上诉人行使辩护权的程序性保障不足,不仅未赋予上诉人提出开庭申请的权利,在法官作出不开庭决定的过程中亦无上诉人参与的空间,救济渠道缺失。第四部分则是就如何保障上诉人辩护权提出的对策。一是法官转变轻视程序的传统观念,重视程序公正对于实体公正的影响;二是明确刑诉法关于审理方式的规定,保证必要案件开庭审理;三是设置案件繁简分流机制,限制不开庭审理的适用范围;四是为不开庭审理案件中上诉人的辩护权设立最低保障程序,从权利法定、明确条件、积极受理、启动审查以及畅通救济渠道几方面为辩护权的实现提供程序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