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寻求利用人工智能在行业内进行突破的方法,这让人工智能变得随处可见。近年来,最热的一词莫过于“大数据”了。大数据技术最早并不是应用于法律领域,而是应用于商业及社会管理等领域,为各项政策、趋势判断提供数据支持。在法律领域,国内外专家一直在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进行积极探索,从我国上海的“206系统”到美国的COMPAS系统,均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刑事侦查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较为广泛,一方面,侦查机关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各个地区的犯罪率等数据,实现合理利用警力资源的目的;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也帮助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并将这种未经大数据分析而形成的线索固定为电子数据出现在刑事审判中。与此同时,在多起案件中,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而形成的定罪证据也已经进入刑事审判活动中。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既包含在侦查活动中利用大数据抽取技术发现并固定,最终在刑事审判中出现的电子数据,也包含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形成的鉴定意见。从现有研究来看,相关学者并未根据大数据技术在证据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对大数据证据进行分类,这即直接影响到对大数据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以,当前有必要根据大数据证据的功能明确大数据证据的证据类型,进而对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适用进行探讨,并辅以具体案例探讨该类证据的质证问题。对于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最大的问题集中于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和相关性问题。在真实性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算法模型的不可解释性及不透明性;在相关性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相关性判断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之间的矛盾。在量刑程序中,大数据量刑证据的存在有着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方面,与在定罪程序中相比,由于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独立性,大数据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适用必定存在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大数据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适用也是基于诉讼效率等实践因素的考量。目前,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我国裁判文书的公开程度来看,大数据量刑证据的定位应当是辅助性的,司法人员不应当将其作为判断的主要工具。另外,刑事审判活动中的大数据技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定罪程序中,现有研究没有破除大数据定罪证据存在有罪推定的忧虑;其次,在量刑程序中,国内研究没有认识到基础信息搜集这一步骤的重要性。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大数据这样一种依赖海量数据的技术而言,若是基础信息不充分、不确实,哪怕该技术发展的水平再高也没有多大意义。总的来说,对于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的大数据技术,法律领域还是应当以一种更加及时、开放、谨慎的姿态来看待,解决相关问题并做好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