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阿特伍德已经发表小说、诗歌及文学评论等三十余部,但从未停止文学创作。《羚羊与秧鸡》发表于2003年,被定义为二十一世纪的反乌托邦作品。本文尝试在深层生态学视角下解读小说中科技发展对人类和生态的影响。阿特伍德在小说中主要反映了人类欲望的膨胀及对自然规律的蔑视导致科技发展转向异化;反之,异化的科技奴役人类,导致人类的人性丧失和最终的灭顶之灾。由于小说主要反映了生态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关注的热点,故本文主要运用深层生态哲学的三位重要理论家——马丁·海德格尔,阿伦·奈斯及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作品体现的生态问题。论文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首先对作者阿特伍德及其作品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回顾了文学的生态批评发展历程,特别对本论文选用的深层生态学理论加以阐述,为对该小说进行生态解读的合理性提供依据。其次,就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部小说的关注重点及解读视角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以期掌握文学批评界对该作品的研究现状及最新研究动态,为本文奠定可靠的研究基础。第一章在引言部分阐述的生态学理论基础上,结合小说中反映出的由科技异化统治造成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危机,主要分析了小说中科技的去人性化特点,以及科技影响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等问题。第二章借用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论”并结合生态学的其他观点,根据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叙述推导出生态问题的应对之策。诗意栖居的观点不仅提醒我们要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性,摆脱现代技术的束缚,而且将艺术和人文的价值提升至十分重要的位置,将其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最终依靠。第三章深层生态学行动纲领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出正是其利己主义及利益至上原则导致科技发展偏离轨道,对生态造成重创。小说中灾后世界的和谐与宁静有助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局限性,将人与非人存在置于生态共同体内。此外,文学作为人文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文学文本的《羚羊与秧鸡》引发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帮助人们探索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出路。《羚羊与秧鸡》中揭示了技术的滥用和资本主义的狭隘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深层生态学理论为解决此类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方法,尤其认为摆脱技术束缚需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助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因此这部小说揭示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