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科玄论战”的爆发不仅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与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交锋,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与科学渐入人心,但全盘西化的思潮也甚嚣尘上,引起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确实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因此科学被人们视为无所不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又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科学文明的得失。梁启超战后游历欧洲,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和思潮的现状,侧面为国内传统文化追随者提供有力支持,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博弈下,“科玄论战”蓄势待发。“科玄论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并刊登于《清华周刊》,引起科学家丁文江的强烈不满,并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给予批判,科玄论战由此发端。在张君劢和丁文江揭开论战的序幕之后,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先后加入各自阵营,相互唇枪舌战,使科玄论战进入高潮。1923年底,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至此论战接近尾声。论战期间,各参战方纷纷撰文表明立场,形成三大主要派别,分别是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通过对科玄论战各方观点进行梳理,探讨论战发生的原因,分析论战各方的得失,总结出论战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科玄论战”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繁荣,还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回顾这场论战,能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汲取玄学派重视人文的立场的有益启示。其次,要贯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避免厚此薄彼。再次,要正确对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避免科学主义和墨守成规。最后,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藩篱,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