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在法制视域下,我国口号表达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49年至1956年、1957年至1977年、1978年至1999年。特定时期的重要口号展现了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法制观念、意识和思想以及大众观念和文化内涵。建国以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口号便有上百个,许多口号因其简洁明了、易于传诵和动员群众,而被广为利用,其中,有些口号在特殊时期不仅起着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而且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回顾和反思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时期口号的演变过程,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口号都是当时政治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而法制建设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其视域下的口号演变总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为此,本文拟选取建国以后五十年的历史重要发展为线索,透过法制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分析口号表达的变化的时代内涵,揭示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进程。本文除引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论述了口号的内涵及口号的理论基础,阐述什么是口号,什么是中国式口号以及口号不仅作为一种文化,还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在中国50年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提出的大量的口号,客观上起到了下达与实施各项政策的作用,动员了不同社会群体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并且有效地促进了政党组织的构建及政权的巩固发展。第二部分指出在1949至1956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初期,针对新中国面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主要问题,新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废除伪法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这一部分探讨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的历史必然性和废除《六法全书》的问题。并且阐述了建国后至1957年以前,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法律上的准备,新中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取得的一些法制成果:制订和颁布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宪法》。在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莫过于“坚决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中:“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团结中农。”“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响亮口号,他们都反映了中国在法制尚未健全条件下口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指出,1957-1976年,社会主义法制的倒退时期,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国家简单将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法制观逐渐异化,革命话语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提出,全国上下将阶级斗争视为首要任务。十年文革是对法制的最大破坏,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出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反法制口号:“砸烂公检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部分由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反法制口号入手,探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法律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给中国法制建设所带来的影响。第四部分论述1978至1999年是社会主义法制重新起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法规建设逐步建立。法制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作为口号在中国提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中国法治进程才驶入正轨。结语部分进行总结,我国各个法制建设时期的口号及其传播的进程,呈现出的恰好是法制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执政党传达出来的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过程,口号的演变与传播和法制建设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程度等因素密不可分。口号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我们的法制建设的重点和特色,也对法制建设的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自1949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法制,再到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法制建设中口号的各个时期的表达经历了由“法制”与“人治”之争,再到“法制”过渡到“法治”的话语演变逻辑,新时期口号体现的是兼容并包的理念、多元化价值观的特点,并在历史和实践中走向成熟的法制建设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法治”建设下的市场经济促使人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萌发,人民的法治意识也在不断的改变和提高,并日益参与到新时期的法治国家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