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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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演化”一词在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成为流行术语。“演化经济学”通过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等自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技术创新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中,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理论、模型还是工具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理论上,拓展了传统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和选择”的解释逻辑,建立“互动者”和“复制者”多层级的演化逻辑;在模型上,发展了大量描述动态演化过程的模型。这包括演化博弈、学习模型、非线性动态、随机模型和自组织模型等;在工具上,出现了大量运用计量、网络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模拟等的研究文献。但是,从总体上讲,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依旧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一些重要和基础的理论难题还需要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共同演化或协同演化问题。   在1964年伊尔利奇(Ehrlich)和仁文(Raven)发表的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中,最早出现了共同演化的概念,他们对蝴蝶与花草类植物问的演化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共同演化的存在,并行演化才是大自然多样化的基本机制之一。在生物学领域,共同演化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种持续地互动与演变,且演化路径互相纠结的现象,即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组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组的变化是相互反馈的,那么这些物种之间就处于共同演化的状态。随之,在生物学中流行的共同演化的概念逐渐通过类比的方式扩展到社会文化、组织战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为探寻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对共同演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认为共同演化理论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主要运用应分为三个部分:组织与其环境的共同演化、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及个体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并重点探讨了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理论。在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理论框架,并阐述了产业框架内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对产业组织变迁和产业生命周期更替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共同演化理论通过借鉴复杂系统理论的方法,将达尔文“变异、复制和选择”的演化逻辑运用到系统的各个层级中,并探讨了不同层级之间演化逻辑的相互关系。作为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的两大因素技术与制度,可以把共同演化理论的多层级特征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过程中,不仅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且在经济的每一阶段,现有的制度-技术框架同时制约下一轮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开展。不同的制度-技术结构都是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通常是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并被不断地打破和进行创造。因此,制度-技术不但是互动的,而且是演进的,它们在共同演化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共同演化理论的多层级特征,为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分为7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相关概念内涵的界定、研究的内容以及主要创新点。   第2章是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通过对演化经济思想脉络的回顾,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理论,并且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关系。同时研究了首次引入“演化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凡勃伦的演化经济思想,并对熊彼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思想进行阐述。最后,构建了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共同演化理论在社会经济系统运用的三个研究领域: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以及个体与制度共同演化进行研究。   第3章研究了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首先构建了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分析范式-技术演化观;其次研究了技术演化两大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并探讨了技术演化的扩散过程;然后通过借鉴生物进化的核心概念,建立起企业技术创新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演化分析框架,为企业技术创新演化过程的分析提供一个标准的参照系;最后通过经典案例的回顾,研究了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的破解。   第4章对制度演化的理论进行研究。首先提出了制度演化具有两大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制度演化理论;其次,类比于达尔文主义的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对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与达尔文主义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也是由三种机制组成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这三种机制原本是从生物学中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类比中抽象出来的,以基因型的遗传变异和环境的互动为主要内容;然后研究了制度演化中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并探讨了制度“锁定”退出的途径;最后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第5章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理论框架。首先研究了共同演化分析框架的层级性;其次探讨了产业框架内的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以及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后阐述了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的解释目标和方法论基础;最后探讨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逻辑。   第6章研究了产业框架内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首先对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与产业组织变迁的关系进行阐述,通过学习机制,技术在产业内不断扩散,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产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产业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制度的变化对产业内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进而又促使了技术的变迁,在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中,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只有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借助于组织内部的学习机制,才能促使产业组织的变迁;其次实证研究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与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变迁之间的关系,电信业技术的进步要求制度也相应的进行创新,在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下,中国电信业经历了垄断、双寡头垄断,再到半市场化的多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通过制度创新,逐步规范了电信业的企业行为,电信业的市场绩效也逐步提高。最后运用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理论解释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各个阶段的更替。   第7章是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演化相关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同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两点展望:一是从理论的角度阐述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如何选择适当的指标去量化技术和如何量化制度,并且收集相关的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去研究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二是由于共同演化理论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因此,可以运用共同演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转型期中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经济现象,将对转型阶段性研究以及对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启示。这两点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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