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作为一个电影流派，“直接电影”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几乎刷新了世界纪录电影的美学规范。在德鲁、李考克、怀斯曼及梅索斯兄弟等人的艰苦实践下，以“不介入，不控制，如苍蝇作壁上观”为特征的“直接电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创作方法，至今仍在影响这一领域的后来者，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目前国内一批最优秀的纪录片，包括《八廓南街16号》，《铁西区》等，都是采用“直接电影”方法拍摄出来的。本课题在对美国及国内纪录片人进行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将“直接电影”放在世界纪录电影的历史维度中，试图探究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实证主义哲学与这个流派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直接电影”“璧上观世相”的总体美学特征时，将紧扣“直接电影”在体现真实本性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入读解“不介入”、“不控制”带来的“不可预知之魅”，同时，指出隐喻在“直接电影”中的重要意义。从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导演出发，本文也对一些经典“直接电影”进行了叙事分析。在作者看来，“直接电影”的叙事核心就是还原现场与展现过程。这种还原和展现，正是在不介入、不控制中实现的；在对“直接电影的”伦理研究中，立足纪录片人的知识分子立场，并且在对隐私与道德底线的研究中，首次引入了梅罗维茨的中区行为理论。同时，本文也将直面“直接电影”在现时代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之下，在商业与政治的夹击之中，“直接电影”这种方法是该放弃，还是坚持?或者有所改良?中国问题，是本文的“落幅”所在。当年，一批“直接电影”先行者来到中国进行观念启蒙，使得中国当代纪录片开始摆脱陈腐的“画面加解说”模式，开始“让人民说话”。本文紧扣纪录片的本体特征，分析“直接电影”方法给中国纪录片创作带来的启示：作为一个“谦卑的在场者”，“直接电影”的制作人应该适当放弃自己的导演欲，尊重被摄主体，反对话语霸权。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为，需要张扬一种真诚、谦卑、坚韧、独立的“纪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