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作家的创作心理之必要，在于回到历史现场，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图谱中，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证实了他所期望达到的传奇。到了汪曾祺这里，他断而复续的创作之路更进一步接续了沈从文的现代抒情传统，把对文学的信仰转化为了对于人性的信心。一方面，汪曾祺有着同沈从文创作历程中相似的经历，另一方面，他又在“误读”中实现了崭新的超越，恰当地阐释了影响的发生过程。他们的创作动线有着迥异的时代面貌，但在本质上却都指向了“文艺为人生”的信念，即在对旧生活的热爱中发现原初的生命记忆，在对现代文明温情的抵抗中书写健康的人性。笔者以诗歌创作当中的影响的发生为参照，通过三个角度的阐述来考察这两位作家各自传奇的生活经历，归纳比较促成其作品产生的内外动因，以期找出一条在自卑中超越、在反抗中求和、在时代中锻造、在风俗中沉淀的创作心理曲线。　　第一章阐述早期的个人记忆对于创作的深远影响。其一，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和风土人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原型，也锻炼了他们想象世界的能力。其二，同学少年的求学经历和随军游走的生活经验展开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多面思考。其三，以读者身份汲取的文学经典的营养更为其提供了写作的样式。　　第二章阐述政治气候对于创作的复杂影响。其一，继承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传统，仍旧是看似边缘派的京派文人的创作起因。其二，革命话语侵害了创作的土壤，客观上造成了沈从文的“转业”和汪曾祺的“中断”。其三，政治生活中偶然的幸运磨练了作家的心性，进一步促成了其世界观的成熟。　　第三章则依据前面内因与外因的论证，进一步来阐述作家的气质秉性对其为人为文的主要影响。其一，自卑与超越的艺术动机促使两位作家练就了抑郁的乐观主义。其二，历史概念中的神话故事与时间概念中的水气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体系。其三，牧歌式的绘画技艺以及诗心童趣最终建构了所谓“气氛即为作品”的美学体系。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