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一部“忧患之书”,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的忧患意识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易经》卦爻辞已经注意到吉凶祸福与内在心理活动尤其是恐惧情绪的关联。在临危涉险的过程中,恐惧情绪能够促使人们积极适应环境,认识自身能力以及外界规律,即《易传》所说的“恐致福也”。《易传》在此基础上明确强调了察辨修省的作用,将忧患意识引向了政治道德领域,《周易》中的忧患意识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儒家伦理色彩。王船山处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对此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对忧患意识的阐释也成为船山易学著作的重要内容。王船山重视“始念之忧惕”与“后念之加警”的转化,将知几与立义作为“处震之道”的主要内容,把握了《周易》忧患意识的基本脉络与特点。又将卦象模拟为特定的政治处境,引史证经,剖析入微,《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在历史领域得到了具体延伸。通过对健顺关系的辨析,有力地批判了佛道主静而流于怠惰的思想,一方面又强调柔慎之心在治乱纷扰之际的作用,反对恫急苛刻,包含了船山对明末社会危机的体察。结合船山史论我们可以发现,船山把大人君子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忧患意识成为影响历史的一项重要的内在因素。船山认为忧患意识与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相终始,“天人之际”并非“一与一相符,而可以意计揣度”,无论立政修德,“一惧而天在人中,万理皆由此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重视柔慎知几的品质在治乱之际的作用。又将忧惧之情与初心联系在一起,强调自身修省。忧患意识贯穿了王船山的易学与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