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为躲避战火选择迁入较为和平的四川、陕西、甘肃、宁夏、云南、贵州等西北和西南后方各省。抗战期间,300余万各地民众涌入陕西国统区。入陕移民数量庞大、阶层和职业构成复杂多样、分布范围广,给战时陕西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治理压力。为合理解决移民问题,陕西地方政府确定了“寓救济于生产中,把救济与组织训练结合起来”的移民治理方针,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设立相关机构、组织多种活动对到陕移民进行分类救济和安置,使其在各个领域发挥才能。陕西地方政府对移民的治理将潜在的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战争资源,有效稳定了战时陕西社会秩序,为抗战提供了必需的物资和人力支持、减轻了政府救济与安置移民的经济负担。战争引发的“逆向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入陕移民为陕西后方生产、教育、文化活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推动了近代陕西农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的团结。陕西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也因移民的到来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时期陕西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必须看到的是,战时陕西国统区移民多是受战争逼迫的“生存型移民”,而非以发展为目的在陕定居。移民到来形成了战时陕西“短暂而畸形的繁荣”,当战争结束后,这种由外力作用推动的“战时经济体制”在移民回迁后失去生机,陕西社会发展又进入了长期停滞状态。另外,相较于同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有效的治理,陕西地方政府对移民的治理更多的是迫于战争压力,而非以促进地区发展为目标,治理结果也只是“浮于表面”,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可以说,任何时代移民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内核,依靠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职人员,以及科学的制度、法律、机构,注重治理过程中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以移民与原居民和谐融合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