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表明我国生态恶化的根源在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以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了深刻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以及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必须在加强环境规制作用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量化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探究影响路径、量化路径产生的效应对于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厘清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其次,基于我国31省市2006—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ArcGIS软件刻画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总体情况与时空演变规律,并基于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应用空间杜宾模型（SDM）估计环境规制总体强度以及行政命令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最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Sobel检验方法,引入技术创新、消费结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作为中介变量,系统的考察了我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路径及各路径的中介影响效果。结果发现:1)我国环境规制水平自2006年以来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并且从空间上看呈现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梯度特征。其中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强度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并逐渐成为主导力量。2)环境规制总体强度的提高不仅对本地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3)基于环境规制的异质性视角,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市场型环境规制则会显著抑制本地产业升级,其溢出效应并不明显。4)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消费结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路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消费结构途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影响效果分别为84%、43%;也通过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路径抑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效果分别为13%、4%。因此,我国应该强化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采用有侧重性的差别化环境规制工具,探索多元化的市场工具,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在污染负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续提升技术创新和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