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拥护和支持，引起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可能被否定的忧虑。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但是不能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判和否定“文革”。1973年春，在“批林整风”难以深入的时候，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论出发，提出了“批孔”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批孔”，主要是想通过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诠释和强化“批林”，以便统一认识，实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但毛泽东的这个愿望被江青等人利用，他们借题发挥，企图掀起一场类似“文革”初期那样的群众性大动乱，以乘机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夺取更多的权力。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全国上演。山东作为孔子故里，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映最为敏感和显著。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山东批林批孔运动同样是在上级号召之下自上而下发动的，并非老百姓的自觉行为。因之，批林批孔运动在山东开场后，当地绝大多数干部对运动持消极应付和抵制的态度。为此，山东各地政府采取了编写批林批孔材料、建立“批林批孔”宣讲队和学习小组、注意培养学习和批判的典型等各种方式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山东的批林批孔既具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山东“批林批孔”运动表面上看是全民发动，轰轰烈烈，但其实很多方式流于形式，表现出的更多是盲目性、没有目的地进行批判活动。批林批孔运动最终造成了山东政治局面的愈发混乱和动荡，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尽管运动给山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运动的持续和发展未能改变人们初始的消极抵制态度，毛泽东试图借批孔来强化批林，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意图没有在山东达到预期效果；而江青等人企图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掀起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的群众性的大动乱的图谋也未能在曲阜实现。这充分说明再度强制推行“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地方上已经不得人心，人们在心底普遍厌恶这样的政治运动，渴望恢复秩序，发展经济，不希望刚刚转好的形势遭到破坏。正是在这样的普遍心态的主导下，人们将希望寄托于要求维持秩序、强调恢复生产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干部身上，从而为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四人帮”的垮台奠定了坚固的群众及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