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致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较大破坏,逆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断加强,影响着经济的结构转型。近年,我国倡议全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在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国内外环境以及我国发展阶段和实际,不断做出重大战略抉择,为经济高质量及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发展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未来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消除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突破发展瓶颈,必须要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充分反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会不断分离出多种产业。带有自由而充分竞争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其中之一,其服务性为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支持。同时制造业的发展繁荣也可以满足其更大的发展需求。因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要提高两者的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两者彼此协调发展的进程。产业集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源泉,是促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形成融合化及信息化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地区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其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但内部结构问题制约着地区的发展。北京和天津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显。其中北京和天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中,河北地区制造业比较优势显著,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结构,但内部发展的差距仍不断扩大,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发挥不足,需要不断优化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了 2003-2018年京津冀地区数据,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从整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发展模式,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水平呈波动式下降趋势,各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距较大;具体来看,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呈现波动上升,其余行业都呈现下降趋势;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空间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