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限度判断向来是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分歧很大。经实证分析我国2014-2018中级以上法院的防卫过当判决发现,实践在防卫限度判断时标准不一,存在以防卫损害结果为中心、以客观考量因素为依据、以使用工具对等为前提、以防卫行为克制为要求等主要问题,导致正当防卫的成立空间被极度挤压。而理论众说纷纭,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规范地位与内涵形成的不同学说未能向司法实践提供可行方案。现有学说均存在各自的缺陷,且理论立场与司法实践判断标准契合不佳,反映了现有正当防卫限度理论未有效影响、指导司法实践。中国正当防卫限度研究亟需改变这一现状,传统理论需突破现有理论框架解决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认定存在的问题。美国刑法之正当防卫抗辩制度颇为发达,且立法上特色极为鲜明,可能为解决中国上述疑难问题提供智识。系统考察美国正当防卫限度制度的规定,总结其特性与优势,比较中美两国制度的差异,得到启示: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我国司法审判中防卫限度认定乱象的主要内在因素,“限度内”的狭隘论证角度和不重视司法实用性使得我国理论界一直无法突破现有理论框架。据此,中国防卫限度认定规则的重述思路即:刑法理论上,防卫限度判断机制必须区分正当与过当行为明确权利边界以实现结构的调整;应当增设判断具体原则克服价值判断侧面兼具司法实用性以实现功能的转变。司法实践中,防卫限度判断逻辑应当将行为作为核心与思考的起点;判断视角应当直接定位于防卫行为,将焦点集中于当事人的处境与状态;判断立场应当由中立偏向防卫人一方,将防卫方置于刑法优先保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