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蕴含着深刻的悲悯意识,它根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认,产生于自我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悲剧性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的悲哀无奈,高潮于渴望在精神世界获得超脱而最终只是大梦一场,因此他用貌似不羁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的凄怆无奈。《庄子》悲悯意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悲剧性悲哀,一方面是悲剧性怜悯。悲哀性表现在面对悲剧性现实采取行动和解,而结果并不理想,因此就用“安之若命”的心态来“安时顺命”。悲剧性怜悯,则起源于忧患意识,其中包含一种意图解救而不得的凄怆之感。这些特点奠定了《庄子》悲悯意识的特殊性。《庄子》悲悯意识的产生原因主要表现在:黑暗乱世下,个人穷困遭遇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情操之间的矛盾;楚地民族精神、巫术文化及隐逸之风对其含有悲悯情怀的文化人格的影响;对宇宙意识的体认和个人意识觉醒后对生命的发生、发展及消亡的矛盾感悟。在此背景之下,其理论表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无奈的“安时顺命”。通过对生命短暂易逝和人生遭际的感悟、对既定伦理关系被破坏的体认,庄子产生了深刻的悲悯意识。他主张“安时顺命”,然而,这不过是其“安之若命”的一种表现而已。它渴望回归“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然而这种理想世界的遥远性与不现实性,注定其永远不能成为现实,这种反差无形中加深了《庄子》的悲悯意识。(二)无用之用——“士”的悲哀。庄子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悲怆体验的“士”,然而士之生命无所保障、所学无所施的悲剧现实使其对“士”的生存充满忧虑。因此,《庄子》主张“无用之用”,这种“守拙”的表现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功名富贵为荣誉的士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这种悲怆体验使《庄子》对那个时代的士人发出了沉重的哀叹,从而为其悲悯意识再添一抹凄怆。(三)有待与无待的矛盾。《庄子》渴望借精神的超脱摆脱现实的苦难与束缚,达到无待的逍遥。它从人之形体情感的约束与“神人至人真人”境界的矛盾、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与无为而治的矛盾、追求名利与追求逍遥之间的矛盾着眼,表达自己对现实有待的愤恨和对精神无待的向往,这种情怀使其悲悯意识无形中又添酸涩。《庄子》的悲悯意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奠定了以儒道互补的心态选择艺术化人生的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基调,更丰富了古典文学创作题材,促进了以渴望超越生死忧患、寄情自然、游仙解脱、梦境实现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使后世文人在苦闷失意中走进《庄子》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独立性质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