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从其传入至今,经历过炮火、压制、改革,其形态与内涵都在不断更新与发展。电影不仅仅是人们娱乐、消遣的内容,还是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绘与深刻刻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观念、思想与经验,其传播效果早已超出了荧屏空间,而与报纸、书籍等共同传递着社会信息,丰富着言论自由的内涵。在此过程中,电影的文化、宣传教育及商业功能也在逐渐凸显。电影因其自身特有的表达功能,能够唤起人们的认同感,因而对人们具有极强的説服力。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使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刻关注着社会系统变动的法律、政府等,对电影这一显赫的社会因素不会袖手旁观,尤其是在其传播功效日益强大的今天,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对电影的管理。我国对电影的管理,历来重视其宣传教育的功能,注重引导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现行的电影管理体制,虽然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塑造和谐文化,但却有其制度方面的缺陷:管理面向琐碎而无体系,管理标准泛化而显随意,重视宣传教育功能而贬经济效益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电影行业面临着国际挑战与自身制度缺陷的外患内忧。如何发展我国电影行业,提高自身竞争力,应对愈加严峻的国际挑战,是我国电影行业的当务之急。本文将电影与新闻、文学、艺术等表达自由视为同类,而将其置于信息传播的视角下,对电影的制播过程进行传播学解读。如此,电影管理即可视作国家对电影信息传播流程的介入,而介入的时间点、介入范围、介入程度便成为本文主要的分析要素。与美国与韩国电影制度相比较,我国电影管理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事先审查特点,其介入电影制播过程的时间点早、范围广泛而深入,人治化特征非常明显。比较之后,本文试图为我国电影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美国在世界电影行业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分级制度、行业自治制度尤为值得借鉴。但毫无铺垫的、直接的制度借鉴并不能保障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于是本文援引韩国电影管理制度,以其转型前电影制度与中国类似为切入点,论证中国电影制度转型的可能性。其将配额制与电影市场化运作、分级制度相结合的做法,在本文看来,可以作为中国电影管理制度转型的模仿范例,而最终以配额制、市场化、分级制度建构中国电影管理制度的合理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