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连续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官僚行政也受到批判。在此背景下,西方行政学界提出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服务等改造性的理论模式,“服务行政”、“民主行政”、“善治”等日益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变革趋势,即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调整和发展。在这种民主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绩效考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其公共责任和公众满意度为首要价值追求,成为公众民主参政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引进介绍包括警务绩效考评在内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对警务绩效考评指标的构建、考评方法、考评结果的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一个城市派出所的绩效考评实践为视角,观察到警务绩效考评实践中的“异化”。其延续的依旧是根源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传统警察考绩制度,没有体现民主行政和公众的满意。它不止是警察内部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一个与公民相关的“活法”。警务绩效考评制度属法律规则之外的“规则”,存在着大量违反诉讼规律的制度设计,与现代法治的要求不相符合。而且,绝对化自上而下的绩效考评,不仅牵涉到警察的法律责任与自主权的问题,更涉及到警察在公众要求与上级指挥冲突时的行为选择问题,乃至警务绩效考评规范的效力外部化问题。而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法律实效无疑是一种深刻的伤害。本文主要内容有四章。第一章是政府绩效考评的理论综述;第二章探讨实践中警务绩效考评之异化:一个派出所“行动中的法”。第三章介绍西方警务绩效考评及其借鉴;第四章则是完善警务绩效考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