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欧世列强并起,以工业革命浪潮开世界新风气,我中华逢三千年未有大变局,如何使我国于此过渡时代维新渐强,如何使我老大中国恢复少年朝气,如何使我家史旧民一变而成为世界之“新民”①,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②,其任重,其道远,新会梁氏以“半新半旧之人物”③,处半新半旧之时代,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④之精神,身任新民之导师,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可以说,中国风气大开自梁启超始；百年来,世界文坛,风云变幻,观我中华,一变再变,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中西交汇,累变不止,“虽不能将我文坛之变化尽收眼底,但一些巨变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之一就是非虚构作品的崛起,非虚构作品的主力军是传记文学”⑤,而中国之新传记文学也自梁启超始。所以说,欲了解现代中国之发展变化,不可不了解梁启超；欲了解梁启超,不可不了解其论述著作；欲了解其论述著作,不可不深研其文学道路；欲了解其文学道路,不可不重视其传记文学。纵观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涉及方方面面,零零总总数不可计,唯独传记一项,少有成果,鲜有文章,与现象相反的事实是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数量,其字数以百万计,其篇数累不下三十,可以说,对于梁启超传记文学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对于梁启超其他方面研究,而本文之意在结合梁启超自身的传记文学理论和现代传记文学理论,通过分析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讨论梁启超传记文学创作中的自我阐释现象,探寻梁启超传记文学中的自我身份和传主身份,对比梁启超本人的人生经历与作品中的传记事实,进而得出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与梁启超具有同质性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