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废除,实际上成为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解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与传统科举由“士”而“大夫”的道路相比,新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则是大量浮动于社会上、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受教育者,其中充斥着大量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而无缘在精英之路上走得更远的人群,便成为今日学者所指称的“边缘知识分子”。刘海粟早年的教育正经历了由科举到学堂的体制转变过程,他和许多美术教育界同人以后所走上的美术教育之路,也就成为观察边缘知识分子的一个面相。19世纪中叶以下,洋务运动展开,洋务学堂兴办,图画课纷纷设立,但在这些学堂中的地位,仅是一门实用技艺学科,与艺术性质的美术教育尚有较大差别。1904年“癸卯学制”对图画课的教学主旨内容、方法时间都作了明确的要求。在上海美术界,所谓的“海上画派”具有突出的商业性特征,对西画东渐则仍未做出整体性的回应。早期的海派画家大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许多移寓上海的前清遗老占据了海派书画中的高端地位。乌始光、刘海粟于1912年11月议办图画美术院,1913年3月上旬图画美术院正式开学,分西洋画正科与选科两班。第一届两科共有学生十人。近代美术教育开展之初,生存环境异常艰难,美术既未得到普通社会的足够重视,学校也缺乏生源,因争夺生源,和周湘所办美术学校发生矛盾。图画美术院办学之初,经营惨淡,学制、课程、设施俱不齐全,教学用坊间旧书插图为范,一具石膏像也无。20世纪20年代,近代中国美术教育迎来了两个主要发展契机,其一是五四前后社会观念风气的转变,使西方美学和美术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其二是大量留学生回国从事美术教育,在人事上成为先进和主力,并使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实际水平大为提高。而美术教育领域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提高,也吸引了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投身于此。蔡元培提倡美育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美育地位在制度层面的确立,对艺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蔡元培在长时间内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各类美术学校,其中上海美专无疑是受惠最多的一个。刘海粟于1919年与蔡元培开始实质性交往,12月上海美专成立校董会,校董会成员很多都由蔡元培介绍,多为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刘海粟交游圈的拓展,与蔡元培的关系甚大,而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刘海粟和上海美专在社会上知名度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上升。美育的提倡也影响到对中国画与西画价值认识的变化,在五四时期讲求科学和民主的激进语境下,带着科学标签的西方美术遂也被目为改良甚至拯救中国固有艺术、振衰起弊的一剂良方,刘海粟宣称,要以研究宣传“西方艺术的蕴奥”拯救中国一般民众和社会。对于上海美专和刘海粟,在五四激进的社会思潮中找到的理念立足点,是其精神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启蒙运动对于社会下层群体的作用其实十分有限,而真正受到巨大影响却是浮动于社会中层空间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象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这样的主张,面对的对象本来便是知识教育界的人群,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在这个视角上看来,刘海粟和蔡元培的交往正是边缘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转移进程中的一种典型取向。边缘知识分子的行动往往较真正的上层知识精英们更为活泼大胆,而对于下层民众,他们又占据了高屋建瓴的社会优势,因此在上下之间,他们常能有所突破而取得成就,如刘海粟办学时引发过多次争议纷纭的社会公共事件以及上海美专最终取得的社会成就,固然与刘海粟突出的个人性格和社会活动能力有关,但也正是他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给与了他可以张扬个性、发挥能力的空间。20世纪20年代,大量归来的留学生进入美术教育领域也具有一种非常的意义,其一是大多数留学生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实际大大提升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水平。其二,在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中,留学生又一向被视为领先的标杆,他们的选择自然带动了更多边缘知识分子追随者进入这一领域,并使美术教育成为寻求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一种主动选择。边缘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进入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美术公共领域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总体活跃的风貌。边缘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事务的介入与影响,往往通过公共领域与社会发生互动,并且由于自身的公共性,他们的活动常常显得分外活跃而热情。刘海粟的从艺思想,一直表现出把美术推向社会,并使其大众化的倾向,在行动上,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学校的范围之内发展美术,而是尽力将美术推向更广阔的空间,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发生更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一艺术大众化的尝试,自其走出校园便不能免于种种危机。刘海粟和上海美专由于使用人体模特曾引起过巨大的社会争议,考察刘海粟对模特儿事件的一系列描述,他显然试图将此事件解读为一种道德冲突,将其推向公共社会寻求支持,并对其自身拥有道德合理性这一点则始终是毫无怀疑或动摇。就结果看来,刘海粟试图运用媒体寻求支持的做法虽然没有争取到使用人体模特儿的许可,但这一事件在公共领域还是引起了对上海美专广泛的关注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