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祀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淫祀一词原为先秦礼典中的概念,出自《礼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此文本奠定了淫祀的基本概念,对淫祀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春秋已降历来被认为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亦是淫祀渐兴的时期,由于淫祀冲击了西周的礼乐社会等级制度,时人对各种淫祀现象多有批判。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尤其重视淫祀问题,他将淫祀视为礼乐的对立面,认为淫祀是造成礼崩乐坏的因素之一,从而对淫祀多有批判。这一观点又为汉儒所继承,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遏制淫祀,重建礼俗社会秩序,最终重现西周时期“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得以有实现的机会。从史书记载来看,两汉时期淫祀问题的提出与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紧密相连。随着儒学在两汉的发展,儒家的淫祀观逐渐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奠定了后世淫祀观的基本内容。两汉时期的淫祀基本上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这一时期淫祀的内涵十分丰富,且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此时对淫祀内涵的理解基本来自于先秦典籍《礼记》的文本,该文本奠定了淫祀内容的基本框架,然而由于其表述极为精简,礼的标准则更像一个笼统的原则,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概括来说,两汉时期对淫祀的划分基本以礼为标准,但由于此时对礼的阐释尚且不足,淫祀实际上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此外,淫祀问题是在儒生改革官方祭祀系统的过程中被提出的,出于指导具体实践的需要,淫祀又被赋予了具有两汉时代特色的内容。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儒学范畴内的淫祀理论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需要指导具体实践,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淫祀问题更加复杂。两汉时期的淫祀有两大发展脉络,首先是官方祭祀系统中的淫祀,这一发展脉络伴随着官方祭祀系统的儒学化礼制化改革,该改革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主线是排除一切淫祀和淫祀化成分,重点针对巫鬼等不合礼的淫祀因素以及滥祀过祀妄祀等的淫祀现象,贯穿了整个两汉时期;其次是民间信仰领域中的淫祀,属于民间风俗的范畴。针对民间信仰领域的淫祀,学者们立足于对世俗的批判,提出了移风易俗的理论,地方官治理淫祀则构成了移风易俗的政治实践。这一发展脉络的淫祀以东汉以后为主,是两汉时期儒学进一步向下层传播发展的表现之一。总体来说,两大发展脉络都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亦都体现了权力对淫祀的建构,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两汉重建礼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