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资产逐渐成为社会重要的资产类型,各类机构和个人通过数据资产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多,数据要素市场日益壮大。而在数据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还会牵扯到数据使用权和产权制度的构建、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和数据安全,其中还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外率先提出“数据信托”这一构想,基于信托工具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设计,通过利用中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改变数据控制者与数据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数据存储和利用中确保隐私和信息安全。与传统信托相比,数据信托的信托财产为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数据用益权。数据信托受托人的范围也不局限于信托公司,部分数据处理者如大型互联网平台更适宜担任受托人。数据受托人可能需要同时对第三方数据处理行为负责,对数据的安全性承担守门人责任,因而须承担保障第三方数据处理行为合规的信义义务。将信托制度应用在数据治理中,数据信托能够突破“互信难”这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流程改革的首要关卡,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对如何使用有关他们的数据施加影响,在改善数字权力失衡问题的同时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我国《信托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数据信托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制度基础,部分地方条例对数据及数据处理行为规范进行了细化,但目前我国仍然缺少明确的关于数据信托制度的法律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信托因缺乏具体法律层面的支撑而面临合法合规困境,在信托的设立过程中难以保证信托数据的合法性,数据控制者受限无法成为信托受托人,既有信义义务的内容无法切实保障信托利益的实现,数据受托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因此我国需要明确区分在数据收集和流通环节的数据授权机制;扩大信托受托人的范围,在信托法设专章对数据信托事项作出专门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其他主体以受托人身份进入数据信托,与数据主体签订信托合同担任受托人,代表数据主体行使数据权利或进行数据要素的交易与流通;引入隐私风险评估机制判断数据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等级,根据受托人性质分别设定数据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内容;保障数据信托受益人的知情权,加强公益数据信托的外部监督,完善受益人的利益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