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这一人类世界中的伟大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创造了巨大财富,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自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鲍德里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关注并研究这些新变化,他从物的研究开始,采用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符号价值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套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把这些新变化产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为生产的终结。正是由生产领域所引发的变革,在其他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在生产领域中为生产而生产的再生产;在消费活动中被符码控制的符号价值消费;在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以及罢工和革命的终结,每一个人都处于仿真社会中被系统所控制。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紧跟其后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降临。由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的社会中已经过时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应该采取一种更新颖、更激烈的批判方式。他最终走向了马克思的反面,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本文以鲍德里亚的五部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为理论参照,以象征交换为起点,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再现了“生产的终结”理论的演变过程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本文作者认为,鲍德里亚以“生产的终结”为核心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所展开的批判彰显了他独特的理论视角,但是他过分夸大了西方发达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而否定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的贡献,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因此,本文在对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肯定的同时,也对他的批判提出了质疑并否定了他的一些略显激进和狂热的思想。首先,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和生产目的性的丧失为依据宣称生产已经终结。本文作者逐条对他展开回应: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即使有再多的符号价值仍然不能实现交换价值;资本家并没有放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他们只是改变了剥削的方式而已,使这种方式看起来更加“文明”,而生产者正是被这种“文明”的方式所欺骗和同化;机器是一把双刃剑,既方便了人,又对人造成了新的压制,但说到底机器仍旧是人的产物,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超级延伸。其次,鲍德里亚以生产目的性的终结得出结论:劳动者的主体性也不存在了。无疑,人确实被一种无形的锁链所控制,迷醉在一种欲望无限膨胀而又迫切希望得到满足的状态中。但他过分夸大了人的被动性,人满足自身的需要(精神、物质等等方面)正是体现了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承认。同时,通过消极的“暴死”对抗系统的统治,只能意味着人自身的毁灭,即使获得了自由,也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再次,对于客体系统的统治。马克思也意识到了在生产力的不发达阶段,各种客观因素对人自身的压制,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人类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这些因素不再是控制和制约人,而是被人类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