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强,则国强。大数据便利了未成年人分享数字红利,正是大数据日趋融入未成年人的生活与学习,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被非法使用的现象更是前所未有。而未成年人在分享大数据红利的同时,正是大数据消解、架空了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有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对此,我们非但不能因噎废食,而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潜力,以“法律+技术”,推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创新。作为全球数字经济领跑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的“数字化生存”日益普遍化。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则有53部之多。而既有的碎片式立法难以满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需求。为使未成年人更从容地迎接“数字化生存”,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这个中心就是强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作为解决方案,一是2019年10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次修订,其中设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章。二是未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设置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特别规范。至于三个基本点,则是着力创新个人信息识别机制、监护人同意机制和行业监管这三个方面。其一,个人信息识别标准是否合理,乃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前提。如不创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识别标准,固步自封,未成年人非但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甚至会成为利益的牺牲品。为回应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应用,确立信息业者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举证责任规则,构建儿童个人信息严格保护的识别机制,从而更有效地保护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其二,应顺势而为,转换范式,引入适龄设计准则,确立通过设计保护个人信息理念,构建适应大数据需要的监护人同意机制,“法律+技术”,双管齐下,因地制宜,因场景制宜。其三,信息业者乃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角色。没有信息业者的行业自律,也就没有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数字强国更无从谈起。推动行业自律,促进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协同,才能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内化于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内化于产品设计理念和设计全过程,促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