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过失理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日本,在公害事件等重大责任事故中意义显著。监督过失作为过失的特殊类型,诸多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争议。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属于同一种过失,强调过失竞合,责任主体为地位较高的领导者。前者是对人的监督,后者包括对人、物、制度的管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关系平等。在研究时将两者一起讨论,称为“管理、监督过失”,以监督过失指代。“危惧感”说与监督过失一同产生,联系密切,得到部分学者支持,但自身存在缺陷。日本的判例与学说都以新过失论认定监督过失的过失成立。监督过失的构造指构成监督过失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注意义务与注意能力,以注意义务为核心。新过失论认为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预见义务与回避义务,二者何为重点尚存争议。监督过失的特殊性决定其以预见义务为基础,继而确定回避义务。信赖原则是阻却构成要件,应谨慎适用于监督过失,用以限定注意义务。注意能力是注意义务的前提,注意能力的认定标准是其核心问题。监督过失的注意能力以折中说为标准。刑法基本原则与分则具体罪名体现出监督过失。刑法分则中直接负责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规定,表明该种犯罪在确定过失责任时考虑追究领导者、管理者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表明我国在立法上更加重视对领导者、管理者刑事责任的追究。监督过失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得到重视。监督过失理论体现在许多司法案例中,在诸多领域得到适用。监督过失的认定是司法适用中的困难。把握监督过失与不作为犯、单位犯罪的关系有利于对监督过失的司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