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总是寓于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中。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人们的观察角度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市民社会的概念就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地丰富和创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梳理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脉络,不仅具有全面理解市民社会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使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关系合理化的现实意义。只要现代国家还趋向于动员和重组其国民生活,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就不会终止。在资本主义历史中,20世纪以后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领域中呈现出明显的形态更移。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活动,赋予原本属于私人的经济行为以更多的公共性质,将经济领域中的私人性泯灭于国家行为之中,结果导致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模糊,甚至使二者融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基本走势。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对市民社会中的各种自治团体加以统合,极力将其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使之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在野帮手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国家行为与统合市民社会的合力作用之下,资产阶级的统治具有了来自民众同意的合理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于是将目光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这种研究转向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其革命道路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利用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转向,来唤醒广大民众认清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层面重新构建理想的市民社会,并与资产阶级统治相抗衡。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我们应该历史地梳理二者的关系,在承认二者相对独立性的理论认识上,跳出以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模式,构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发展,加快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