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所倡导的情性观以“道”为本源,将秉“道”而生的性命之情作为核心内容。而庄子对于性命之情的安放和任达因此也成为魏晋士人玄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庄子的思想改变了士人对自我的认知,魏晋士人也因此体认到生命的真实。围绕着庄子所构建的情性观,文章首先对“情”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分类,“道情”与“天情”以其自然的本质赋予“真人”理想的自然人格。而真人情性皆为率然,同时有着修养“常人之情”的作用,引导其回归自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将“性”的意涵与现实的事物相结合。对于国家来说,顺应人民的自然需求,则可“安其性命之情”,无为而国治,而个人在内心的虚静中,“任其性命之情”,实现自我超越。而后在文中通过论述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荀子关于“情”与“性”的思想,与庄子所言的情和性进行了对比,确立了先秦阶段诸子对于“情性”词义的理解。同时也对于“情性”之义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厘清,完整地梳理出“情性”的历史变化和丰富意涵。到了汉代士人这里,庄子的情性观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形成了汉代特有的人性论。在文章最后,则论述了魏晋士人受纷杂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权力频繁更替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庄子的情性观。以“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借庄子的情性观逃离世俗层面的精神束缚。他们追求率直的情性,感受自然风物的情状,企望以此超脱现实的痛苦,寻求群体理想的出路。到了王弼、郭象,庄子的情性观与儒家道德相互交融。他们则发挥庄子“纵情任性”的思想,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解脱,将庄子的自然之理落于社会现实上,以此追求圣人的逍遥之境,体现出玄学思想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