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持续改造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所置身的物质世界，也带来了技术风险与诸多社会问题，与人类价值发生着深刻的冲突，造成了科学-社会关系的局部紧张。公众参与科技事务(Public Engagement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PEST)被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整合、公民社会的成长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越是高速发展，旧的人类经验和新的现实问题就越是容易出现矛盾。因此，PEST是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和热点的政策问题。但是在大量的、较为成功的以非科技事务为对象的公众参与实践的背景下，PEST却显得举步维艰，少而又少，并且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社会实验的性质。这与所谓的科技事务的特殊性有关。
　　“公众参与科技事务”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短语，但大量的研究恰恰表明，理解PEST必须阐明“公众”的性质、科学技术的性质，以及参与实践的设计与细节。反过来说，所有的混淆都可以从对这三个问题的误解中找到原因。换言之，这个短语本身的内在张力就隐含了对其加以考察的理论空间和一个很好的分析进路。
　　本文在充分利用STS学科群、政治学、社会学、组织科学等领域对PEST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上述三个切入点着手，意图回答公众参与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在当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为出于对现实参与能力的怀疑，PEST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仍不免遭遇各种质疑、悲观情绪和抵触;而且充分发挥PEST的能力还需经一个建设和释放的过程，它并不是就在那儿等着被利用的。
　　在传统的“欠缺模型”下，公众被赋予了一幅消极的群像，被视为认识论的木偶和知识单向传播的对象，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关系也被归结为公众不能理解与欣赏科学事业所致。由是，公众的权利、社会身份、能动性等受到损害或扭曲。本文将阐明，用无知来刻画公众的认知状况是简单粗暴的，公众也不是非理性的，他们拥有宝贵的地方知识，也很少对专家抱以无条件的信任。如果被给予机会，公众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意愿，参与到对于科技事务的民主协商中来。
　　科学通过宣称理性和纯粹性而要求自主性，以远离非理性和社会因素的“污染”;同时，科学在文化的和体制的层面上享有垄断性的话语权，并形成了深受病垢的唯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Technocracy)等。事实上，科学一向被赋予的客观性、普遍性、精确性等品质，是有条件的、同与境相关的，预测和控制这两个科学的传统目标也不断遭遇困境;科学负载着利益和价值，并且科学的功能自主也已经在当代在事实上受到了损害。因而，在高度复杂、高度多元化的现实世界中，科学不能再合法地豁免于适当的民主控制。公众参与不仅在认知维度有助于改善知识的质量，而且有助于改变理解问题的方式，改变看待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促使科学技术更加关注民生与伦理价值，更具有责任性，突破科学技术的异化对于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辖制。这实际上也有助于科学自身的稳健发展，包括寻回已经部分失落的自主性。
　　必须防止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参与的机会和客观的参与能力，并不保证参与的实效。公众参与的能力还有建设和解放的一面。因而，需要考虑当下公众参与的实践遭遇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本文将阐明，须要警惕理性主义和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公众参与实践中的重建，因此要尊重差异性、参与者的主动性和为参与者赋权;在参与实践中的运用审议民主模型须谨慎，比如不宜过分强调共识的目的和理性预期;应正确理解PEST的目标与过程;为获得一个良好的参与实践，既要注意其内部的微观动力，又要注意其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与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应当秉持早期参与/上游参与的原则。
　　此外，本文在第二章中展现了PEST在欧美和东亚开展的基本情况，在第六章中具体讨论了两个案例，在文末简要思考了PEST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