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是指自西周以来绵延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形成的礼仪、礼制、礼治、礼俗和礼教所构成的知识系统。礼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历代政治统治的基本理念。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都深受礼学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礼学话语对文论话语起到制约和规范作用。礼学与文学、礼学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深切关联，但在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礼学思想往往作为负面价值来理解，礼学思想等同于封建礼教，又将封建礼教与保守、落后、反动、“吃人”关联来，由于礼学背负了太多的“罪名”，因而人们对礼学之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面价值或视而不见，或误读曲解。本文将古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演绎的历史过程置于礼学精神所构成的文化语境之下，考察古代文论与礼文化之间相因互动的历史过程，梳理礼文化和古代文论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厘清礼文化知识系统与古代文论知识系统之间承传、演进、变异等关系。本文着重讨论礼学话语规则在古代文论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对礼学视阈下的作家的人格建构、文论话语生成、文论话语规则以及文学风格进行剖析。　　本文提出的主要创新点有:　　第一、礼学话语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系统以秩序原则、等级原则、顺从原则和节制原则的方式体现出来。礼制是封建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礼学修养是士人知识分子步入社会的基本素养和立身之本。礼学思想对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民族心理、审美理想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文化语境，制约着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　　第二、礼学精神对古代作家的人格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由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构成，而这两种人格都与礼学精神密切相关。　　士人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由其所处的生存境遇所决定，以道自任是古代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引君当道成为士人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然而，以引君当道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又面临仰君之禄的生存困境，在引君当道与仰君之禄的内在冲突中，士人知识分子只能选择迂回委婉、含而不露的生存技巧。而士人知识分子又是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古代文论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念都源于这种人格建构。　　士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儒学思想家对士大夫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特征的整体性概括，涵盖士大夫的情志、品德和行为。士大夫进德修业的主要目的就要使之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礼学修养是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内容。　　第三、在古代政治体制中的礼制、礼治和礼教构成了古代文论话语生成和发展的文化语境，礼学体系与文论话语之间具有相因互动的内在关联，礼典活动催生了早期的文学艺术，或者说早期的文学艺术活动与礼典活动融为一体，可以说独立的文学形式是从礼典活动中分离出来的。早期的文体分类植根于礼仪活动，繁复的礼仪活动决定了众多的文体分类，或者说文学类别源于礼仪类别。　　第四、古代文论话语规则的形成受制于礼学传统，礼学话语的秩序原则、等级原则确定了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等级制度决定了文论的言说规则，春秋笔法、主文谲谏、绘事后素、温柔敦厚等古代文论话语规则都是在礼学话语的文化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第五、古代文学追求典雅之美、平淡之美、中和之美等文学风格与礼学精神存在着深切的内在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古代文学对典雅、平淡、中和的艺术追求是礼学精神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体现，这是由于礼学精神内化为作家人格之后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自觉追求。文学风格中的典雅、平淡、中和的审美风格也成为礼学精神的载体，成为礼学精神的艺术表达形式，成为士大夫精神气质的自然流露。　　第六、梳理传统礼学思想与古代文论话语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文论的特殊性，从而将古代文论运用于现代文论话语的重建之中。由于现代文论割断了与传统文化和文论的血脉联系，也就失去了传统文化和文论的滋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重建文论话语就是要充分吸收古代文论的优秀成果，礼学传统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论生成的重要文化语境，重构礼学精神对于重建文论话语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