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理清其逻辑上的脉络，赋予其独立的内容，以确立其在民法中的地位，体现民事责任的性质。一、关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在学说上主要存在侵权行为说、不法行为能力说、财产独立说和独立资格说。其中，侵权行为说是最为历史悠久的观点，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在侵权领域过错责任的基础上构建的；不法行为能力说企图突破侵权领域，将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合同法领域及其他民法领域；至于后两种学说，主要涉及的则是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问题。通过对上述几种学说的评析，笔者认为：以义务——责任——责任能力为逻辑起点，责任能力不应仅存在于侵权行为法领域，而应扩及整个债法领域。法律只要有关于责任的规定，就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应有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传统的侵权行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过错原则，但是现在的归责原则已发生了变化，相继出现了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理应做好积极应对。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究竟是何种关系?它在民事主体人格制度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以上问题直接关系着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理论构建。有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是人人都具有的抽象能力，是权利能力的派生；也有观点认为，责任能力存在于广义的行为能力中，有行为能力就有责任能力。这些观点的共同性在于：责任能力是依附于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在民事主体人格制度中没有独立的位置，民法也就没有专门规定的必要。笔者以伦理上的人——形式上的人为逻辑起点，认为权利能力仅体现了抽象的人格平等，完全忽视了自然人的差别。相反，承认个体能力的差别却是构建行为能力制度和责任能力制度的前提，因此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可以说是对权利能力的补充。此外，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行为能力是一种正态面的设计，价值基础在于有区别的自由；责任能力是一种反常态的设计，价值基础在于结果公平。总之，民事责任能力和权利能力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亦不能被行为能力所包容，完全有独立的必要。理想的模式应为：权利能力处于抽象层次，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一起处于具体层次，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完整的主体人格。三、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以德国为首的识别主义和以法国为首的出生主义。前者强调以识别能力作为判断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因此，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可能会成为无责任能力人；后者认为责任能力是自然人生而有之的，因此不存在无责任能力人。就识别主义而言，识别能力和意思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理论和实践上均难以区分，并且识别能力和责任的认定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的领域并不需要考察主体的识别能力；就出生主义而言，人人若都具有了抽象的责任能力，无异于否定了责任能力的存在，而且此种立法例也不甚符合民法制度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之变迁趋势。笔者认为，由于责任能力体现的是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只能解决行为人在法律上该不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无法解决责任主体在事实上的履行问题，因此不能脱离对行为人在行为时主观意识状态的考察，更不能将财产能力作为考察责任能力的例外标准。四、我国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一直处在争议之中，首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其称谓、含义、范围和民事主体制度中的地位。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一味争取立法操作上的简便，一方面导致理论的混乱，另一方面也和具体司法实践脱节，造成理论和实践各行其道，自相矛盾。若要对我国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进行重构，宜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赋予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新的内容，扩张其含义，将其理解为“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违法行为独自承担责任的资格或能力”。2、由于单纯的识别能力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我国可参照德国的立法技术，采相对抽象的判断标准(年龄和识别能力相结合)。为了和现行法衔接，具体规定上可引入行为能力人的划分标准，以降低责任能力人的最低年龄，适当扩大责任主体的范围。3、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责任应严格区分。据合同相对性，监护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在侵权领域，监护人若推定有过错，自应承担相应责任。例外严格适用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