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与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在风格和意义上极为相似：两书均取材于各自民族最富于风云变幻的历史；两书都既遵循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采取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两书均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两书在本国文学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书文本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主题思想、情节设置、结构框架、人物形象都大相异趣。本论文以两书中的武人群像为切入点，探究其后的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三国演义》中的优秀武将首先是道德典范，事亲尽孝、事君尽忠、待友尽义。却将“舐犊之情”、“夫妻之情”视为因小失大、败家亡身的祸根。与《三国演义》武将相比，《平家物语》中的武士则显得儿女情长得多。全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正面抒发“夫妻之情”和“父子之情”。《三国演义》武将们依据的是“名分”，《平家物语》武士们看重的是“情分”。在个人才能方面，《三国演义》武将崇尚“武勇”和“智谋”，《平家物语》武士赞许“武勇”和“风雅”。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虽也有过原始巫术宗教意识，但很快就被逐渐淡化甚至忽视了。代之而起的是先秦各家张扬的理性主义精神，其中儒家的“实践理性”对中国民族性格塑造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最具深远意义。它的基本特征是：远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儒家的实践理性哲学首先以道德、伦理为本位。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作家描写人物时只注意人的伦理道德表现，读者评判人物时也是如此，这就将复杂的人性大大简化了。儒家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追求不朽的功名。三国的有志之士无不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为最终奋斗目标。在攻城掠地的三国时代，作为一个武将就是要有威震华夏的武艺和勇气，但意气用事、恃勇蛮干，并不符合儒家理性主义原则。因此《三国演义》更崇尚“智谋”，用它来统摄“武勇”。而在日本，不管是佛教还是儒学曾在其历史上掀起怎样的风潮，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神道教。日本文明是同心圆式的合金文明，其核心本质就是那原本简陋的神道教。神道教虽然统纳吸收了佛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原始宗教巫术意识。“万物有灵论”是其思想核心，“以己观物”、“以己感物”为其思维方式。因此，神道教的许多神话传说充满人性、人情。中国儒学的理性精神与日本非理性的神道心理格格不入，儒家的用世精神并不深入人心，贵族公卿们只注重举止容仪的藻饰、艺术才学的修养，以便在社交场合崭露头角。“风雅”作为贵族身份的特征受到朝野上下的推崇。武士阶级取代摄政关白掌握中央政权后，迅速向王朝贵族靠拢。“风雅”便逐渐成为武士阶级的一种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