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阶段和现代化的主流方向,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和政策决策的大战略。然而,如何通过高效率的城市化运行过程,来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效果,避免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和诸如拉美国家的“贫民窟城市化”,还正是处于深化研究中的大问题。我国刚刚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我国通过城市化进程走向现代化,指明了主体方向；这同时也意味着：探寻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发展道路和行动策略,将是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中的理论研究任务。本文把“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及政策选择研究”作为选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探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并据之研究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政策和策略选择。这对推动我国经济和谐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和中国梦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结构重大转变的重要途径,城市化已成为各国理论界和政策制定层所关注的焦点内容和核心战略,这在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得以证实。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与政策选择问题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当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且能够为经济发展找到一条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是发展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科的前瞻性话题之一。特别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更需要研究如何通过提升城市化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始终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吴敬琏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市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总是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中“三高三低”的发展现实依旧突出,为城市化的低效率运行提供注解。资源消耗高,以土地资源为典型代表,中国作为土地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严重超前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又远超于产业城市化,三率倒挂的现象十分明显,一系列的景观城市化或视觉城市化不断涌现,而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的十倍以上,发展过程不具有长久之意；社会成本高,导致城市化运行成本高、效率低,高昂的社会成本致使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经济处于供小于求的短缺型状态,外来人口无法享有城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事实突出；债务风险高,导致城市资不抵债,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之匹配,债务风险高悬不但对“城”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也为“市”经济繁荣产生抑制,致使城市化运行中资金链条的断裂,尤其是在城市化投入资金不能有效落到实处的前提下,债务风险的高悬越发明显。商品房入住率过低,也即意味着房屋空置率高,土地价格高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进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去购房甚至租房,特别是在城市房价连年攀升的社会大背景下,对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贫困阶层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是目前我国城市化被称之为半城市化的原因所在；入城农民工待遇过低,农民工并没有和城市原住居民一样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多数城市出现城市化发展成效由城市原有居民分享,代价却由农民工来支付的异常局面；农地征用补偿过低,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较低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远没有达到土地本身所拥有的市场价值,同时由于能力所致无祛在城市购房,形成回不去、留不下的发展局面。“三高三低”的发展现实导致城市化总是处于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运行过程中,城市化的低效率成为必然趋势。而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对经济发展自然起着特定的带动作用,如果一国或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总是处在低效率的运行状态,可想而知,这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只能是简单的量的增长,不能取得质的重大突破,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链条当中。相反,城市化的高效率运行不仅会促使经济有量的进展,更会有质的起色和引起结构的转换,从而会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提升城市化效率,并通过城市化的高效率运行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就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的重要任务。鉴于此,本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进行全面测算,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明确区域间的城市化效率差异,进行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的系统分析,以期为高质量的城市化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政策决策依据和分析参照。本研究尝试着沿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中城市化效率的主要成因及作用机制—经济发展中城市化效率的实证测度—城市化效率提升的政策选择”这么一种思路链条展开探讨。首先,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在分析我国城市化的历程、特征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及其与国际的比较中,探寻出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和社会成本,并通过对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本质、人口来源、城市发展规律及社会价值体系等多方面来明确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进而引导出城市化效率及效率影响度；其次,在经济发展中城市化效率的主要成因及作用机制方面,从城市化效率的主要成因,即城市化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和城市化产出(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通过构建城市化效率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型,得出城市化效率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为经济规模总量、城市空间的人口承载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及政府公共规制力度等五种类型；再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化效率的实证测度方面,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过动态测度得出城市化效率的总体演变趋势及城市化效率的成长类型；通过静态测度得出城市化效率中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及投入要素的集约度；同时,对城市化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Tobit回归模拟,得出经济规模总量等机制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人口的过度承载力对城市化效率具有负面阻碍作用；接着对城市化效率进行σ-收敛、β收敛检验并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做出了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并进行城市化经济发展效应的理性分析；最后,在城市化效率提升的政策选择方面,评价了中国现行的城市化政策,且对城市化政策的趋势进行了预测,从土地利用模式、产业集群模式、城乡收入分配模式及城市公共经济体制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促进中国城市化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和链条式的发展思路。本研究在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及综合分析方法等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力求取得一定的创新。首先,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城市化效率的主要成因及作用机制,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效益分析提供核心动力的理论基础,是城市化研究的趋势所在,也是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一,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于城市效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效率、城市工业投入产出效率及城市能源效率等领域,并没有对城市化效率本身及其主要成因和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就使国民经济运行分析严重缺乏发展形态方面的运行机制分析；其次,实证分析我国城市化效率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为我国通过关注城市化效率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基础,是本研究的重要特色和创新点,大多数学者曾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种分析,得出不甚相同结论,但是都证实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对于城市化的效率状态,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国内外学者还没有进行过实证分析。而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相应的说明和检测,却是我国改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再次,构建了城市化效率的经济发展机理模型,运用模型测算寻找出城市化效率的作用机制,力求实现我国城市化效率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机理的理论创新。因此,本研究尝试着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效率及政策选择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城市化效率概念的提出,可引导城市发展从而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通过城市化效率成因的分解,为城市化效率的提升和投入水平从而社会成本的降低找到根源；通过对城市化效率及其依存对象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引导人们更关注发展的质量；通过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为选择高质量的城市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达到城市化效率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