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喜洲镇周城村供奉着众多的神祇,这些神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庙里面的神祇,供奉在本主庙或山神庙；二是供奉于龙泉寺的神祇。在笔者初次调查的时候,发现周城白族村民对这二者的态度差别很大,本主庙里面天天都是人来人往,烧香拜神的人络绎不绝；而位于两个本主庙中间的龙泉寺则显得冷冷清清。因此笔者认为,在众多神祇供奉的背后,白族村民有着自己的宗教文化选择。对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至今很少有相关成果问世。通过对周城村的宗教组织活动、人生仪式、流传在周城的神话故事、周城传统节日、宗族文化以及庙产兴学等诸多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对南诏大理时期已经产生或传入并逐渐被本土化的神祇,与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元明清时期从中原传过去的神祇,他们多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究其原因,曾经的区域王朝被中央王朝所吸收,曾经的南诏和大理国王朝的主体民族变成了现在中央王朝的边民,这引起了他们对南诏和大理国的留恋与回忆,这样的历史民族情结在其宗教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笔者将供奉着儒道佛三教主神的龙泉寺,当作国家权力的符号,是随政治而来的文化传播的结果,在一个边远民族社会里代表着国家的存在。通过对周城白族村民的宗教文化选择的分析,认为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不契合也不对立的关系：白族村民表面上接受了国家的权力,但实际操作中完全以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这样一种策略,既使国家权力的存在得以保持,又使白族传统文化得以不断传承,体现的是白族的生存智慧与务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