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经历使其创作具有一种丰富迷人的特质。她作品的语言虽为法语,但其叙述的经历却具有非法语文化特征的异域生活风情。杜拉斯印度支那系列小说包含《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且这三部小说的内容极具相似性。杜拉斯在36岁时发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70岁时出版《情人》,77岁时重写《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我们不禁想问,为何杜拉斯在耄耋之年仍然对童年往事念念不忘,一直致力于对之前的作品的不断解构和改写呢?作者的重复叙述究竟想向读者表达什么,而其反复叙述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问题?通过对自传性书写的不断改写,读者究竟是离真相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呢?我们因此需要不懈地叩问,既叩问作者给出的表象答案,同时也叩问作者小心翼翼希望隐去的问题,以期更好地接近作者心灵的真实。问题学是对自身问题性思考的哲学性表达。问题学不仅不同于以往的哲学思考方式,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学认为,与其对回答感兴趣,毋宁关注叩问的存在本身,因为叩问是思想最根本的基础。任何回答都反馈到叩问。本文即受问题学的哲学思考模式启发,试图从问题学角度出发,不再将作者的作品表象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更加关注作者回答背后所隐藏的自身问题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试图对杜拉斯的印度支那系列作品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性进行思考。深入杜拉斯的情人书写,探索文本背后所不为人知的危机,不仅是对作者作品全新的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和认知,同时也是问题学哲学与文学评论有机结合的一次有益实践,将有利于丰富和扩充问题学哲学的价值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