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灾害都是危及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的重要因素。它对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仅限于物质损失,还体现在对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会促使消费者改变原有消费投资计划,跨期平滑不确定的损失,进而降低其福利效用,产生直接或引致的福利损失。灾害救助虽然可以对这种福利损失进行一定弥补,但也会因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可用资金而产生新的福利损失。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多大规模的灾害救助可以将这种福利损失尽可能减少呢?这不仅关系到灾害救助的成本效率问题,也关系到灾害救助体系构建问题。据此,本文以考察灾害救助福利损失为主线,从规模和制度两方面对中国的灾害救助制度进行了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逻辑主线,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第二章对灾害风险的经济影响与福利损失进行研究。首先是对灾害风险的经济影响种类进行梳理,进而探讨灾害风险的经济影响与福利损失之间的关系,从而阐明福利损失的形成机制,回答灾害风险为什么会产生福利损失的问题。然后,在明确中国灾害风险形势严峻、经济影响巨大的基础上,基于均衡分析框架,测算灾害风险可能造成的具体福利损失。第三章主要研究灾害救助的福利损失及最优规模问题。在简要评述灾害救助内涵、特征及作用的基础上,运用消费者-灾害救助最优随机决策模型,结合灾害风险及其造成经济损失的特征,从理论层面探讨应对灾害风险所需要的最优灾害救助规模及其相应影响因素。虽然没有得出固定的规模数值,但我们可以得出与灾害损失相对的动态救助比例。研究结果表明：灾害风险造成的期望损失越大,最优救助比例就会越高,最优救助规模也会越高,灾害救助支出负担越重；消费者越厌恶风险,最优救助比例和规模也会越高,灾害救助支出负担越重；社会投资效率越高,最优救助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越低,灾害救助支出负担越轻；恰当的灾害救助行为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且随着消费者风险厌恶水平的降低,灾害救助所取得的效果就会越好。灾害频率虽然对救助规模没有直接影响,但在长期内还是会抑制消费者的福利效用。第四章主要从公共财政角度分析中国的灾害风险应对能力。首先是对中国的灾害救助保障体系进行分析,了解中国政府灾害救助的特点和具体做法以及涉及内容；然后结合实际数据研究灾害救助资金支出的变化规律及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在确定财政收入高低决定着灾害救助资金支出大小的基础上,评估应对灾害风险的可用财政能力是否能满足最优灾害救助的要求。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由政府集权管理灾害救助事务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解放后,我国政府的灾害救助保障管理在经济社会逐步发展的背景下日益完善,不仅成立了专门的救助保障机构,还制定了多项救助保障内容,并扩大了灾害救助的覆盖面,以及逐步提高了灾害救助标准。与之相伴的是,政府灾害救助资金的支出大幅增长。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收入、人员伤亡率以及直接经济损失是影响灾害救助资金支出多少的重要原因,而其中财政收入的影响相比更为明显。也就是说,灾害救助资金支出多少是以财政收入多少为基础的。通过分析历年财政预算支出中的预备费与近两年的灾害救助生活费用预算支出发现,当前中国政府的灾害救助能力在实际的灾害损失面前还显得非常薄弱,且离实现最优灾害救助规模还有较长一段距离。第五章是从市场经济角度对中国的灾害风险应对能力进行考察。首先分析保险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实情分析中国当前发展灾害保险的现实背景,并对保险业的现有灾害偿付能力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保险并不是唯一的灾害风险融资工具,但与别的融资工具相比,它几乎被所有社会阶层所接受,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保险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特有的补偿、救灾、防灾作用决定了它是联系风险管理各环节的纽带,是社会综合减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实施了灾害保险制度,并形成了三类典型的模式,即完全由国家政府运作型、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合作型和商业化运作型。就我国而言,目前的保险业经过长足的发展已初步具备了发展灾害保险的市场规模,但在巨灾风险管理技术方面还有一定欠缺,这为在我国开办灾害保险提供了多方面的挑战；财险市场已具备提供部分最优灾害救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受其它因素的影响极大。所以,并不能将灾害救助补偿的重任完全压在我国保险业肩上。第六章基于前两章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衔接政府灾害救助与保险保障从而构建灾害救助最优模式的思路和建议。从分析政府救助与保险保障之间的冲突入手,寻求协调或衔接两者的契合点。在遵循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易于操作以及地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了最优模式的制度设计,内容涉及保障范围、适用对象、筹资渠道、运作方式以及监管方式等方面。最后在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讨论了文章在研究视角局限性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