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作为陈师曾的个案再研究,首先力求避免对其早已有之的各种“主义”和“派性”理论话语的遮蔽,重新将其放置到清末民初生动而复杂的历史原境中,从具体史料的剖析出发,从其具有东西比较性质的艺术视野切入,分析其画学思想的生成与变化。随着“五四”前后以唯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写实艺术对中国画产生的巨大冲击,陈师曾的画学思想从“进步论”的外在会通转向“价值论”的内在超越,回归到对于传统文人画重内在精神和写意形态的价值挖掘和自觉维护;而其艺术实践的多样探索和丰富形态,也体现出对于古今的承变与东西的融贯,在理性的分科推进中为中国画各科的现代转化拓展了崭新的面貌。正是由于自觉地应时转向,其画学思想及实践在生前身后均获得呼应与延续,并对二十世纪所谓“传统派”及“自传统出新”的发展理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本文认为,陈师曾既非学界习惯认知的“传统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融合改良派”,而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早具有开放艺术视野和“文化自觉”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