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手段的高度发达，医患纠纷大幅增加，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严重滞后，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大多数学者对于医疗损害赔偿的探讨都集中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数额、举证责任等方面，而缺乏对医患双方基础关系的研究，因而缺乏必要的前提，必然导致在责任认定中偏重一方利益而忽视对相对方的保护，致使发生纠纷时，一方的期望值过高而另一方对自己承担的责任忿忿不平，造成双方矛盾激化。鉴于以上认识，我选择“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研究”这一论题，期望能对上述问题有所改进。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医疗行为，作为本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归纳分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合同概念并展开具体论述，阐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第三章论述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对医疗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进行比较。第四章以专家责任为中心，分析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价值定位。由于篇幅和研究能力所限，本文不涉及医疗损害赔偿范围、数额、举证责任等具体问题，只论述有关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理论关系。 本文第一章为医疗行为，医疗损害必然发生在医疗行为中，不对医疗行为进行界定就无法讨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本文的逻辑起点，本章从界定医疗行为入手，进而对医疗行为的特性进行分析。传统理论认为所谓医疗行为就是以疾病的诊断治疗为目的的诊疗行为。然而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手段的不断丰富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医疗行为定义已经失去其合理性，受到了医疗侵袭、实验性医疗、新的不具有治疗目的的医疗行为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已经不能承担对患者权益进行保护和保障医学发展的使命。因此，笔者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广义医疗行为定义和日本医行为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本人从事医学工作的经验，提出新的医疗行为定义：医疗行为是指医学从业人员从事的与其业务相关，欠缺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则会致害的行为。认定医疗行为必须从医学从业人员、业务相关、欠缺专业知识技术则会致害这三方面入手，做到既要涵盖一切可能使患者受到损害的医疗行为，又要在特定情况下将仅有医疗性质的行为排除在外，免除医生的高度注意义务，防止道德风险发生。医疗行为作为一类与生命健康相关的特殊社会行为，呈现出很多特别属性，又正是这些特性决定了医疗合同的特殊规则，进而影响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和构成。医疗行为的特性首先表现为专门性和裁量性:其源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必然依靠医师利用其专业知识进行自由裁量。尽管近年来“知情同意”理论得到迅速发展，但医疗作为一项专业以及由此衍生的裁量性并没有被动摇。特性之二是侵害性与合法性:医疗行为是直接针对患者人身的侵害，但在一般情形下，这种侵害并未被认定违法，其原因在于医疗行为具有正当目的和患者在知悉后自愿接受，这两者相结合产生了阻却违法的功能。特征之三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当今的医学发展水平下，由于未知因素和生物体的复杂性，医疗意外的发生仍无可避免，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必然要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否则必然会影响医学正常发展，反而不利于患者的利益保护。特征之四是伦理性和公益性:该特征源于医学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宗旨，其必然要呈现出较一般社会行为更为强烈的伦理色彩，这也决定了医疗合同的特别规则和合同双方特殊的权利义务。 第二章为医疗合同。本章开端介绍了关于医患关系的几种学说。在对医患关系“公益说”、“消费关系”、“侵权关系”进行分析基础上，指出医患关系本质上是合同关系，并以医疗合同的缔结过程为标准将医疗合同分为三个基本类型:一般医疗合同，强制医疗合同和事实上的医疗合同关系，并对不同情形下合同主体进行分析.一般医疗合同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与医院通过要约与承诺方式缔结的医疗合同，此时医院作为要约人而患者作为承诺人。强制医疗合同关系是指在特殊情况下，患方因为催患传染病等原因，其是否接受治疗不仅事关本人生命健康，也对社会公众利益产生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行使公权力强制医患双方缔结医疗合同，对患者进行救治，以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事实上的医疗合同关系，是借鉴德国新近发展的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接受医院救治时双方所成立的关系进行认定。此种情形，依学界通说构成无因管理关系，但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医院负有对危重患者进行救治的义务，绝非无因，当医院无正当理由拒绝救治致使患者伤亡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采无因管理说实际上赋予了医院拒绝急救的权利，不利于对患者利益的保护，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因医院拒绝急诊而致人重伤、死亡事件就是其明证。而采用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可避开传统契约理论中的要约、承诺过程，对于负担社会福社、从事社会公用事业的企业，仅凭其与社会民众事实上的接触即认定双方形成契约关系，这样既要求医院必须对危急患者进行救治，又赋予医院在救治后追索酬金的权利，衡平了医患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