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法院收案数量的剧增和员额制改革的全面推行,我国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法院传统的封闭式的自我保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精细化分工以及信息技术普及所造成的变化,阻碍了审判工作的高效运行。在司法需求的与日俱增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强势推进下,我国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从基础性后勤行政事务进一步延伸到了审判辅助事务。法院审判辅助事务的社会服务购买的前提在于审判辅助事务与审判核心事务的剥离,以及审判辅助事务范围的明确;其正当性理论又以委托代理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基础。根据对H省C市F区法院的实证调研,以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以及其他法院购买实践的分析,当前我国法院已经在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等审判辅助岗位以及调解、送达、保全、执行、卷宗扫描录入、专项技术服务等审判辅助项目上实施了社会服务购买,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岗位购买模式和以“事”为核心的项目购买模式。但是审判辅助事务的提供在从长期的自我保障模式转为向社会购买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不适应性。具体表现为:顶层设计的缺位,致使部分法院缺乏突破自我保障的勇气;审判辅助事务界定模糊,购买范围狭窄,购买决策、立项、甄选、实施、监管考评等问题阻碍着法院购买机制的完善;市场发育的不规范、不成熟,压缩着法院审判辅助事务购买的选择范围;老生常谈的经费以及购买预算单列的问题仍然是法院购买的一大掣肘。为回应法院审判辅助事务购买实践遭遇的现实困境,应在内挖法院自身潜力的基础上,借助外力来应对社会转型期间以及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审判压力。具体举措包括:设立法院购买的制度框架,遵循购买原则,从范围确定、承接主体甄选、履行与监管三个阶段健全法院审判辅助事务长效购买机制,从制度引导与需求刺激两方面着手培育专业服务市场,增加预算并单列预算开支,建立购买经费保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