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将一种理性的困境展现出来。对于作为一种开端的方法的明证性与绝对必然性的超越性思考使得人们安然处在一种话语—理论的构造的无问题之中成为不可能了。人们被理性的不断的追问带领到一种无限抛弃的荒原之中。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起点任何人的话语都难以成形。但又必须去言谈。需要一个应对这种两难状况的策略。人们认为必得首先完成自己的可能性，然后才能够去应对这种悖论。　　在对方法的考察以及对于信念的作为“畏”的开端的思考之中，与老子和庄子的话语产生了共鸣。理性带领人们实现了对诸种体系的超越，同时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状况也更加清晰。这种超越方式将带进对于信念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奠基的思考之中，这种思考同时将自身的生存放进考验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对于自身的认识的新的层面上，开始一种对于中国古典的新的诠释，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谈论儒家与道家的相同之处。在这种超越之中，有关时间与空间的思考要求出场了。在这样的位置上，古人的作为人的精神觉醒的形而上学的构造开端成为可思虑的，这种形而上的话语叙述构成了人的本质外延，成就着、试验着人的各种可能性，也即造就了人的历史性。在这种历史性之中，一种对于人的关怀，对于人的命运性的关照才成为可能。也是在这个境遇之中，对于人的话语构造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和可理解性、意义、命名这样的认识论概念的考察成为并行的。　　这种困境作为一种时代性的必然，必得承担。需要发明新的命名方式与无底的棋盘上游戏的新底线才能将人的本来任务进行下去。而在这种底线之外，是一片彻底的黑暗与虚无。而这种新的发明，还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