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就业质量逐渐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评价指标,毕业生就业质量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子女开始进入高等院校,由此“产生第一代大学生”,并且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第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口”及“过程”,从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就读过程中的学业表现、活动参与等方面展开研究。本研究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出口”,探索家庭背景和教育因素对其毕业时就业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布劳-邓肯（Blau-Duncan）的地位获得模型理论,分析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对第一代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先赋性因素主要指家庭背景状况,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方面因素,后致性因素主要是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包括学业背景、学业表现、活动参与等情况,就业质量通过岗位的客观状况以及学生对工作的主观评价综合呈现。本研究利用2017年北京大学课题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对第一代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先赋性背景、后致性因素以及就业质量均不同程度落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就业质量都有显著影响,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大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先赋性因素既直接影响就业质量,也通过后致性因素间接影响就业质量,后致性因素在其中存在中介效应。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与就业质量之间呈现三角影响结构。这个三角结构在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身上产生的影响效用是不同的,相比于第一代大学生,非第一代大学生更能将先赋性背景的优势转化为后致性因素的成功,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实现家庭优势的延续。第一代大学生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突破家庭条件的限制,争取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借助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根据第一代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现实状况,以及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在先赋性因素上,借助各方提供的帮助,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在后致性因素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教育在就业中的主导作用;在就业结果上,各相关主体协同联动,提升第一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