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乌力格尔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交融互哺的产物。其表现形式虽为口头文学,但始终与书面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论文研究对象——著名胡尔奇巴拉吉尼玛演述的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虽然与其它多数胡仁乌力格尔一样亦来自汉文小说,但因其改编、传承和更新过程较特殊,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论文将该作品的录音和口头文本与汉文底本、蒙古文书面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总结该作品中口头性与书面性相结合的过程、特征与结果,试图为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关系研究作出新贡献。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三章、结论、参考文献及附录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选题依据、研究概况、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创新点与难点、术语解释等内容。目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相当活跃,但关于其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的研究相对欠缺。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的个案研究,不仅是胡仁乌力格尔研究深化细化的需要,也是该作品自身及其演述者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主要研究资料包括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广播录音和口头文本,以及该作品的汉文底本小说《天宝图·地宝图》和巴拉吉玛编写的蒙古文书面文本13回等。研究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Ong)提出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理论(polarities of orality and literacy)的指导下,用文本比较、叙事学等方法,将相关的录音和文本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开展工作过程中,作者努力克服了由研究角度特殊导致的参考资料欠缺、名词术语尚未规范等问题,并对个别名词术语作了解释。第一章介绍该胡仁乌力格尔的来历、传承和更新历程以及相关胡尔奇的基础上,阐述分析了该作品中口头性与书面性结合的缘由。这些是该作品研究的根本议题。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来自清代佚名作家写的汉文章回小说《英雄天宝图》(或《天宝图·地宝图》),是蒙古族胡尔奇宝音尼木胡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别人的口译改编而成。受政治环境影晌,该作品被宝音尼木胡演述几次之后“尘封”了四十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尔奇巴拉吉尼玛从宝音尼木胡采集到该作品,并根据宝音尼木胡演述的内容,编写蒙古文章回小说的同时,在昭乌达人民广播电台(今赤峰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成胡仁乌力格尔,广而播之。在该作品口译、编唱、传承、记录、重编重唱的过程中,口头与书面形式多次交替互补,形成其相当明显的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但是,从胡仁乌力格尔发展史以及文艺发展趋势的角度去分析,《神星传》中口头性与书面性相结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汉文小说蒙古化进程、文学艺术发展趋势和胡尔奇风格等因素决定的必然结果。第二章将该胡仁乌力格尔广播录音和口头文本,与汉文小说《天宝图地宝图》进行对比分析,阐明其口头性与书面性结合的具体特征。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以蒙古帝国(作品中称元朝)第二任皇帝窝阔台汗在位年代为历史背景,讲述在朝文武、英雄豪杰在窝阔台汗的带领下,平定华鼎云、华子龙父子的叛乱,并征服拔刀相向的苗黎国、交趾国的故事。口头形式留存下来的该作品不仅在这些内容框架上与汉文底本小说相似,而在思想感情、塑造人物的因素、逻辑关系等方面也保持着源与流的联系,这恰恰是其拥有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的根本。但在再创作和更新的过程中形成的差异也较明显,其中,模仿历史文献、增加批判性内容、进一步强化逻辑等方面呈现出书面性,而民俗民间文学内容的穿插、程式与故事一体化、口语和音乐相辅相成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口头性。第三章将该胡仁乌力格尔广播录音和口头文本,与巴拉吉尼玛编写的蒙古文书面文本13回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其口头性与书面性相结合的过程、特征和结果。对比工作从创作目的筹备和过程、叙事结构、思维和表达三方面进行。蒙古文书面文本是以作故事本子和供人阅读为目的,依托文人的“修炼”,以书面形式创作,胡仁乌力格尔则以供人听取为目的,依托口头创作经验,以口头形式创作。因此两者之间必然形成诸多差异。叙事结构上,故事和情节层面虽然基本一致,但在细节描述上有很多差异;思维表达上,书面文本为胡仁乌力格尔提供了框架和规划,而胡仁乌力格尔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线性叙事与节奏性叙事方面做了不少调整。本论文重点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神星传》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的同时,全面、详细地探讨了与该作品传承与变异相关的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