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从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在我国逐渐蔓延,从高危人群向普通民众扩散,目前已进入广泛流行期,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艾滋病患者作为真实的受害者,除了饱受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之外,还遭受着比疾病本身更致命的挑战——来自非感染者的歧视。严重的社会歧视使得艾滋病患者享受不到其应享有的包括就医、就业、教育等平等权利。很多感染者为了逃避歧视和耻辱性对待而选择隐姓埋名,不去进行检测,而这一行为又使得更多的人群暴露在被感染的高风险的行为之下,从而不仅使感染者自身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而且危害了公共健康,使得新增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本文通过对艾滋病患者权利保护的现状、遭受歧视的表现和原因进行分析,对于艾滋病患者权利保护的相关伦理问题进行分析,为更好地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客观、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推进对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权利保护,使其能够享受到应得的权利,从而遏制艾滋病病毒的隐形传播,维护公共健康和社会稳定。方法:文献查阅法:通过文献阅读收集国内、国外关于艾滋病感染者权利保护和行为规制的研究热点、存在问题以及先进经验;历史分析法:通过查阅关于艾滋病从最初被发现到现在的流行,从而分析在艾滋病流行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问题,通过纵向的比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艾滋病流行情况,以及采取的对策措施及相关法律的制定,学习国外在应对艾滋病方面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对我国的具体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以及对比论证,发现我国在艾滋病患者的权利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具体的权利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实生活中,艾滋病患者遭受污名和歧视的现象还很严重,很多具有高危行为的人为了避免遭到被歧视,被孤立的境况,而选择不去检测,从而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隐形传播。隐私权的行使对于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平等权利的实现,使其免遭歧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隐私权的边界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当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与其配偶及性伴侣的生命健康权发生冲突时,当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发生碰撞时该如何抉择。对策:通过文献查阅以及对比分析的方法,发现我国关于艾滋病患者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关于艾滋病患者的不同的政策措施,尤其是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我国不同地区采取的卓有成效的具体的政策和经验。对于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要加大,不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在每年的艾滋病日进行宣传,而应该深入基层,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逐步消除对于艾滋病的社会歧视,并提高艾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注意做好艾滋病患者的临终关怀和护理,使其能够有尊严、少痛苦地死去。从伦理的角度来说,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平等权利是生命神圣论的客观要求。按照境遇伦理学的观点,没有一种行为是绝对正确或是错误的,要看行为人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境,不能一概而论,没有完全绝对统一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对艾滋病患者进行过度的苛责。同时,平等权属于基本的人权,而且道义论也认为不能根据行动的后果而对一个行动进行对错的评价,而是应该根据伦理义务相应的原则或者规则去判定,而有些规则或原则的贯彻是必须的,具体行动的后果并不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此外,生命伦理学的尊重、不伤害以及有利的原则也要求我们要尊重和保障艾滋病患者的平等权益。同时,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爱精神中汲取积极的文化和理论支撑。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既需要保护又需要限制,对于二者之间的平衡,公共健康伦理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平衡理论能很好地回应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