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送别诗在古代诗歌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种诗歌题材。《怀风藻》和三大敕撰汉诗集中也有很多送别诗。但是,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对于送别诗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这一视点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在介绍遣唐使与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古代汉诗集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诗语层面——词语和典故两个角度的异同、结构层面——体裁和结构两个角度的异同、意象主题层面的异同。在词语方面,两国诗人在出使、赴任、戍边等场合均使用了“边”字,但是中国诗歌中的“边”取的不是“边界”而是“边疆”的意思。日本送别诗中“边”字取的不是“边疆”,而是“边界”的意思。在典故方面,日本汉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大量引用中国典故,是对中国诗歌的借鉴;但在中国,李膺与郭泰同舟而济的典故是用来比喻知已相处,不分贵贱;王子猷的雪夜访戴逵的典故,反映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任性适情的生活态度。而日本诗人所作的《在常陸贈倭判官留在京》一诗,作者表达的意思是由于没有办法,李膺与郭泰才没能遇到,由于还要分别,王子猷才没有见戴逵,其意义和用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体裁方面,最初的日本诗人多学六朝及其以前的古诗,但同时日本文人也开始努力追赶初唐诗的新潮,而且很重视对句的使用,特别是对偶句。但是,关于对偶表现,和中国中国作品重视在音乐方面的韵律表现不同,平安朝诗人更重视的是视觉上的效果。在结构方面:都有对环境的描写、描写了宴会的情况、抒发了离别之情。但时间安排、写作角度、表达的感情不同。在意象方面,有许多意象在中日两国的送别诗中均有出现,而且意义基本相同,如美酒、飞雁、明月、杜鹃、芳草、流水、羁亭、斑马、秋蝉、转蓬。但是,“杨柳”比较特殊。在主题方面,中日两国诗人在送别诗中抒发了离别之情,表达了对自身遭遇的感叹以及自我安慰;不但继承了六朝诗歌的凄凉哀婉的风格,还学习唐朝诗歌中明快、昂扬的气势。其次,在中国,送别诗中有浓重的玄学说理的色彩和禅意,相反日本送别诗中没有一首涉及到玄学与禅。中国古代的送别诗往往脱离不了政治,而日本文学一般很少干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