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是国家或政党高级别的政治活动之一,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很多,并且非常复杂,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衡量的物质性因素,如国际体系格局、国家实力、国家政治结构等;另一类是不可具体衡量的观念性因素,如国家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由于物质性因素的可衡量性,因此一直受到国际政治分析家的关注与重视。而观念性因素则常常由于其不可衡量性而遭到忽视。但是20世纪的冷战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观念性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也为此进行过争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交决策,但对于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则存在异议。总结起来,意识形态以四种模式影响外交决策,即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或扳道工模式、栅栏模式、跷跷板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和中共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冷战的背景下,双方都或多或少的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考察对方的动机,进而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几乎成为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唯一考量因素,使其外交决策失去了灵活性,从而导致其最后“失去中国”。中共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虽然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基本上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考虑因素的,因而其外交决策相对来说则比较理性和务实。冷战虽然已经过去了,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也有所降低,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今世界中,有些国家仍旧不放弃冷战的思维,对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仍旧怀有深深的敌意。仍旧想将其制度强加到别国,这表明其无视历史事实,仍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倡导世界各民族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将世界的和谐作为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冷战思维只能将世界再次拖入危险的境地,必将为世界人民所唾弃。